哥哥不是吹牛皮-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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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格尺在下面顶着写，这样写出来的字下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很难看。我不学他们，所以写得很慢。老师见到我的作业本，很喜欢我，有一次考试交试卷，曹老师拿着我的试卷对同学们说，你们看彭安鸽的试卷多干净，字多漂亮，你们的卷子如果像这样，作业做不完也没关系。
　　因为作业经常做到很晚，我总是累得第二天起来整个人灰溜溜的。因为熬夜，有时还尿炕，所以非常压抑。但是因为我的成绩是班里拔尖的，所以曹老师对我不错，有时作业没完成，他也很少批评我，可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了。
　　大概见我长得漂亮，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就戏弄我，老把我和另一个女孩子扯在一起。有一次放学，一群大孩子跟在我身后唱电影《芦笙恋歌》的主题歌“阿哥阿妹情意长……”还把我往那个女孩子身上推。这次我还手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最后被他们从一个煤堆上摔倒再踢下来。那天刮着很大的黄沙风……
　　我的同桌叫郭来顺，有一天，他没有来上学。曹老师就让我去他家看看他是不是病了。我冒着风雪，找到他家所在的大杂院子，打听到他家。我站在他家小屋门口敲门，门推开了，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进门就是炕，这屋子也就六平方米的样子，他的妈妈、奶奶和小妹妹在炕角坐着，被子盖到胸前。
　　我按照她们的指点，退出房间关好门，绕到屋后的大场院。只见郭来顺正帮着父亲在摇煤球。我对他说：“老师叫你去上学。”他爸就让他跟我回学校了……
　　有一个同学姓徐，长得很刚毅的样子，眼睛很大，鼻子笔挺，脸上基本没什么表情，有点凶。有一天中午，大家在食堂排队买饭。我见他饭碗里只有饭，什么菜都没有，就好心问他：“你白嘴吃饭呀？”他瞪着大眼睛对我说：“我没白吃！我给钱了！”
　　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很少，肉和菜也越来越少了。学校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学校从外面工地拉来很多搅成乱麻一样的铁丝，断断续续地卷成一坨坨的。老师让我们从家里拿来锤子、钳子，把铁丝剪成一段一段的，用锤子把它敲直。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敲到手指头，疼得很。过后还会留下一块紫色的疤。一段时间后，我就敲得很好了。
　　六年级的时候，老师问谁家有理发推子和剪子，就可以报名去北新桥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手艺就给班上的同学理发。我买了推子和剪子之后报了名。那时候，理发店的师傅很热情，教得很认真。先从给顾客洗头学起，然后练习平稳地使用手推子和剪子。给顾客理发之前要先用酒精灯把推子烤一烤，进行消毒。从学理寸头开始，然后再学理分头、背头、吹风。我们给顾客理发的时候，师傅不断给我们指点和示范。　。。

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2）
在太保街口，无论春夏秋冬总有一个老头蹲在那里卖铁蚕豆，我兜里有零花钱，经常花一两分钱买一小把铁蚕豆吃。奶奶牙齿只剩几颗了，有时候，也跟我要一颗来放在嘴里含着。
　　我们学校离雍和宫、国子监很近。雍和宫从来都是大门紧闭，进不去的。而国子监的一部分是首都图书馆，凭学生证就能进，同学曾带我进去，在大阅览室看书、做作业。那里很大，很安静。
　　学校旁边有一个去污粉厂，那时的去污粉是工人用琉璃瓦敲成碎末，再混合碱粉做成的。
　　我们学校靠近城墙根儿，附近有一座监狱，当地人叫它“炮局”。我们常看到犯人们排着队，扛着铁锹由警察带着去干活。
　　那时候，小学的大同学有很早就结婚的，记得比我高一届的，就有一个女生挺着怀孕的大肚子来上学。
　　我们班长叫刘玉兰，梳两条大辫子，两个大眼睛很漂亮，笑起来两颊还有酒窝。她有一个学期和我同桌。她可能上学比较晚，所以看来比我们大一点，很丰满，也很健康。小学毕业后，刘玉兰就去工作了。有一天我在胡同口见她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埋头拉着大板车，后边有两个老女人吃力地推，我叫她：“刘玉兰！”她假装没看见，眼睛盯着前方的地面，继续埋头拉车。她还挺着怀孕的大肚子。
　　我妈劳改还省粮食给我们包饺子
　　1960年，我妈在海南岛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被送回北京。她变得又黑又瘦。犯病的时候，她全身僵直地躺在床上流泪。我们三兄弟就帮她翻身、捶背、喂饭……
　　待她在中医医院把病治好一些之后，就又被派到东郊的一个农场去劳改了。和在海南岛时一样，她的工作还是喂猪——煮猪食、起猪粪、打猪草……
　　那时，因为家里住不下，保姆就回家去了。于是我们干脆连饭都不做了，就在机关饭堂打饭吃。
　　有一天，我姥爷去世了。我们三兄弟跟着我妈去了姥爷家。只见姥爷换了寿衣直直地躺在一副门板上。我们轮流跪在地下铺着的垫子上，给他老人家磕了三个头。只见亲戚们忙里忙外地办着后事，他们不时地找我妈要大主意。因为我舅舅还在蒙古，回不来，于是，孝子的角色就由我妈来担当了。她让我们站在亲戚们身后看。办丧事那天，我姥爷的棺材停在后永康胡同他家的院门口。随着请来的丧葬班头的吆喝声，唢呐和锣鼓声响起，我妈号哭着跪在地上把一个大瓦盆举起，“啪”的一声，摔得粉碎……
　　我家的房子很矮，我住上铺曾被煤气熏倒了一次。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提着饭盒去饭堂打饭，只觉得头晕目眩，脸煞白煞白的，走路还歪歪扭扭的。我妈因为在东北时中过煤气，还差点死了。她见我的样子，赶快让我在房子外面坐着，歇了好久我才慢慢好了。

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3）
最困难的时期来了，我们开始啃那种番薯面的窝头，喝小球藻煮的绿色的汤。有时候，窝头只有两三个还舍不得吃，留半个放在兜里，等饿了的时候再啃两口。我妈的粮食定额才26斤，每到星期天她都会省出一些来给我们包饺子或者烙合子。但她那时脾气不好，常斥责我们这不好那不好的，经常弄得一家人不高兴。有一次，我又被骂了，便赌气不吃，走出家门。等我在外面转饿了，我才回来自己做着吃。可是我做的合子乱七八糟的，还得我妈强撑着病体来帮忙。我们都哭了……
　　我觉得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
　　有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听到啜泣声。睁开眼见灯还亮着，我妈坐在我床头抹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睡梦中在哭。我告诉她：我放学的时候被高年级的同学打了。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清朝被推翻不久，皇帝还住在紫禁城。她是蒙古人，放学回家时，同学就追在后边骂“鞑子、鞑子”。她哭着回到家告诉我姥爷。我姥爷说：“别理他们，想当初咱们进关的时候，杀得他们一片一片的。”我妈接着说：“我现在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是被当成了敌我矛盾。现在蒋介石又要###。一旦打起来，我们这些敌我矛盾的人就都要押起来。万一战事紧急，就会被枪毙。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就是这样被‘秘密处决’的。”我安慰她：“现在不会的。”她接着说：“如果我死了，你爸爸又还在海南岛，你要照顾好两个弟弟。你是长子，要担起家长的责任。”那时我12岁，但我对王实味印象很深。直到近年，才见到书中报道他惨死的情况。
　　王府井市场边冲洗人民币
　　1960年，我爸爸也从海南岛回来了，家里房子太小，我就搬进侨委大院的集体宿舍去住。后来，我们又搬家了，这回搬到侨委大院东北角的大烟囱院，有三间房。我妈的右派“摘帽”以后，她也从农场调回来了。有一天我妈带我和弟弟到王府井的银行去取两年来被扣发的工资。那时人民币最大的面额是五元的，我们取了一大袋钱。妈妈有风湿性关节炎，就买了两瓶“冯了丁”药酒。她把钱和药酒全装在一个旅行袋里，让我提着。我虽然已经十二三岁了，但提着这袋子还是觉得很重。我们继续逛街，走了很久，在东安市场，我不小心，手一滑，只听“哐啷”一声，袋子里的酒瓶子被摔破了，酒洒在袋子里面。我妈急忙找水龙头，把袋子里的钱放在水龙头下冲。引来很多路人围观，弄得很狼狈。回家以后，我妈把椅子、凳子和桌子搬到院子里，把湿的钱一张一张摊开，在太阳底下晒。药酒的药性太厉害，把钱都给浸坏变成血红色了，我们都担心这钱怕不能再用了。后来我妈把钱拿去银行问，银行居然同意给我们换了。

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4）
我妈喜欢吃羊肉，就想办法给我们做白水羊头，是蒙古人的做法，很香。
　　北京的市场上，那时候才刚开始有苦瓜卖。北京人还不会吃苦瓜，买苦瓜尽挑黄的、熟的。买菜要排队，我爸排在最后，轮到他的时候，卖剩的都是绿色的苦瓜了。广东人吃苦瓜是吃嫩的、绿的。我爸高兴地买了一大堆回来。
　　我爸在家里养了三只来杭鸡，白羽红冠很漂亮。有一天，我从商店里看到有气枪卖，便磨我爸要买气枪，我爸果真给了我三十块钱，我买了一把。侨委大院有很多树，我的射击技术不错，每天打麻雀都能打到两三只，我爸便把麻雀撕了喂鸡。结果，鸡下的蛋特大，几乎都是双黄的，我们拿称一称，足足有二两一个。
　　有一次，我爸带我们哥儿仨去十三陵玩。那一天，我打了###只麻雀，回家后我爸用麻雀煮了一锅汤，好吃极了。
　　我们家还养了一只小白兔。它长大以后，有一天晚上，我爸和我妈说要把它杀了吃兔肉。他们递给我一把锤子，看我敢不敢去杀。他们和我弟弟都在院子里等着。我拿着锤子进屋，蹲在白兔的旁边，看着它的红眼睛……蹲了好一会儿，我才鼓足勇气，举起锤子往它的头上砸去。白兔一点儿都没有挣扎就死了，我的心跳得扑腾扑腾的……我妈做的红烧兔肉很好吃。
　　我爸妈还带我们去北京和平饭店餐厅去吃过几次。那里可以用高价吃到炒面。一盘五元，油多多的，还有肉，我们好久没有吃得这么饱了。我妈说，这是政府为了回笼货币而开设的餐厅。这餐厅的门开在金鱼胡同街边，门口常有人排队。餐厅里的空间好像比现在的麦当劳快餐店里还挤。有一次，我们和两个老外坐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老外，他们不仅鼻子高，胳膊上的汗毛也长得好长。
　　我的亲奶奶和叔叔在新加坡知道了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主动给我们寄来一大罐猪油和一铁盒饼干。那铁盒盖上还印着一幅裸女像。同时，他们还寄来一套最大光圈的日本PETRI牌135高级相机和小闪光灯及一口袋闪光灯泡（那年头，万次闪光灯还没发明出来呢）。我爸自从1940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外国的封锁，他就没能再与海外的亲人见面，只能靠书信往来。每年我们家都要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寄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家也常能收到海外亲人寄来的照片。1958年以前，我爸常带全家去逛公园，并且用从公家借来的相机给我们照相。1958年以后，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拍全家福了。自从有了自家的照相机，我们又常去逛公园了。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跟我爸学会了照相。懂得在什么样的光线下，调多大的光圈和速度……没想到，我后来把照相当成了职业。
　　体育老师让我考芭蕾舞校
　　我的体育老师叫张羽，是练健美的，他个子不高，胸肌发达。那时他也很年轻，也就18岁左右。张羽老师见我每天早上做广播体操，都做得很认真，可能是看在了眼里。有一天下课，他问我愿不愿跟他学健身，我说愿意，他就让我到他健身房去。里面有哑铃和各种健身器材。
　　张羽老师教我练健身，还练哑铃。俯卧撑是在三张凳子上练，再在脖子上吊两个哑铃。张羽老师还让我早起，教我短跑，高抬腿跑，练单双杠。六年级时他还送我到东城少年体校的体操班学习。
　　少年体校的体操班在东单金鱼胡同口的基督教青年会里，那是一座古老的洋房，体操队在一个很高的大厅里面，窗子也很高。我去学了几次，已经可以做前浪分腿支撑上单杠的动作了。不过，没去几回我就不去了，因为六年级功课忙，加上那时已经吃得不好，总觉得累，力气根本不够。
　　小学快毕业前，张羽老师帮我报名去考芭蕾舞学校。我妈一听说就急了，跑到学校去找我的班主任曹老师，坚决不让我去考。
　　1960年夏天，我小学毕业了。升中学考试时，我语文答得比较慢，最后一分钟才交卷。曹老师等在考场外，很生气地对我说：“怎么那么晚才出来，都答完了没有？”知道我答完了，他才松了一口气。成绩出来后曹老师很满意，我的分数都挺高的，语文、数学平均都是95分以上。后来我和郭来顺、吴剑平、徐永祥还有程成生都考上了北京第五中学。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1）
北京第五中学的先生
　　北京五中是当时东城区最好的中学，在北新桥附近的细管胡同里。学校中间是一个大操场，四边都是两层高的教学楼。我们学校是男校，没有女同学。那时候，北京的很多中学都是男女分校的，尤其是那些由解放前的教会学校转过来的老中学。
　　进了中学要管老师叫先生。那感觉真好，让我们感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不像现在，90年代，我女儿上初中的时候，那班主任凶巴巴的样子，在家长会上把家长一个个地训过来，让我觉得斯文扫地。
　　我的班主任叫靳尚诚，靳先生是教数学的，那时他也才19岁。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因病休学了，病好以后就来五中任教了。他在我们班还组织了数学兴趣小组。我记得我们常在操场的地上画出他出的几何题，讨论一题的多解，直到天快黑了还不愿离去。暑假的时候，他还曾带着我们几个同学骑车去八大处或是香山碧云寺和樱桃沟去玩。那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辆飞鸽牌26寸、线闸、天蓝色烤漆的轻便自行车，还装上了带磨达的车灯。用现在的话说：帅呆了。靳先生还请我们去他家做客。他家在一个很漂亮的四合院里。他的哥哥是有名的画家靳尚谊。
　　语文老师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常围着好看的围巾。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地理老师，那时中国正好是6亿人口，而地理老师的名字就叫陆义，正好跟6亿谐音。陆先生四十来岁，胖胖的，腆着大肚子，常穿个大裤衩，套件大T恤，笑容可掬，头发稀拉，很像电影《好兵帅克》里的主角儿。讲课时，陆先生经常用外文发出一些很怪的声音，逗大家发笑，使我们能把这些地名记得更牢。比如，我现在还记得雷克雅未克，好像是冰岛的首都。讲世界各地的地理山川，讲得活灵活现的，好像他都去过一样。他在讲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还表演当年庞贝古城的人们惊恐万状的样子。他编了好多顺口溜，有山川名的，有河流名的，让我们大声地念，出怪声也行，这样易于记住。我现在还记得：“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秦岭、大巴山。”他是个很有教学经验的好老师。
　　物理、化学课的老师也特好，他们的样子我记不清了，但我很喜欢这两门功课，尤其喜欢在实验室上课。我这两门功课的成绩很好。我现在还能背出元素周期表的大部分元素名称，甚至连它们的分子量有些还记得呢。
　　那几年容国团拿了乒乓球世界冠军，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