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927:北伐军兴始末-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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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关内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上海一些领导人回广州后召开；两党在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应在国民党“二大”上解决等。协议制定后，国共双方一致同意，并在协议上签字。
　　对于这次上海谈判所达成的7点协议，孙科等人十分满意，他们都表示要回广州参加“二大”，并表示要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和合作。
　　上海谈判后，中共中央认真履行协议，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基层党员报告。为将协议精神贯彻到国民党“二大”上去，陈独秀特派张国焘出席“二大”并担任中###团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二大”会议期间指导中###人行动。　。　想看书来

国民党分裂与蒋介石地位上升（3）
“二大”主要任务是针对国民政府成立、廖仲恺被害、戴季陶的反动理论、第二次东征胜利、西山会议派的公开分裂活动后的新形势，重申继续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全力回击右派的进攻。
　　“二大”是国共合作共同召开的最后一次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是有右派出席，但没有右派作祟的全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因审查委员会中的右派林森在北京，老右派邓泽如不出席，改由共产党人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负责，他们把好了代表关，有利于会议的正常进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56名，中共成员约占三分之一强，基本能保证会议的正确方向。
　　本来连代表资格都没有的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在会议讨论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意见时，蒋介石有意偏袒这一伙国民党###，以维护国民党大团结为由，极力主张“从宽处理”，采取“较为满意的补救办法”。但共产党人坚决不同意，毛泽东在会上大声呼吁：“现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否则将危害无穷！”这一提议也为绝大多数代表所接受，会议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给居正、石青阳、覃振、邵元冲、叶楚怆、张继等人警告处分；戴季陶未经中央同意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引起党内纠纷，要其深刻反省；确定西山召开的“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确定“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非本党的正式机关，此委员会及以前各地的所有执行部一律取消；停止叶楚怆《民国日报》主编的职务。
　　大会选出的国民党领导机构，同样体现出国共合作的成果，中共成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的比例与国民党“一大”时基本差不多，毛泽东仍为中执委员，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大力支持下，蒋介石以他掌握的国民党革命军第1军的实力和二次东征的军功，高票当选为由36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首次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由9人组成的中执委的常委，排名汪精卫之后，为中常委的首席委员，其地位直线上升，进入国民党最高核心决策圈。
　　1月29日“二大”闭幕，出乎人们的意料，蒋介石再次宣布辞去国民党革命军第1军军长职务。他已经辞过一次职了，这次请辞意思非常清楚，第1军军长职务以他现在的身份已嫌太低，不给他统率整个国民革命军的职务他宁愿辞职，反正总不能让在东征中建立“卓著功勋”的总指挥没有军职吧？
　　果然正如蒋介石所料，没几天——2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蒋的新任命到达，任命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觉得此职与“总司令”等职务比起来，虚多于实，所以在2月8日又提出辞职，不愿担任“总监”，他转念一想，次日索性又提出辞去“军委委员”和“广州卫戌司令”职务，几乎所有的军职他都不要了。
　　蒋介石的一连串辞职，实是以退为进，其目的是要更大的官，要掌实在的军权。他心里很清楚，就在“二大”开幕前夕，以老同盟会会员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消灭了老桂系，通电效忠三民主义，从而实现了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这样势必使军事北伐成为主要政治任务，在这一形势下，组成国民革命军的统一指挥中心迫在眉睫，而以眼下的军事局势论，统一指挥国民革命军之人非他莫属。他早已打好如意算盘。
　　作为当时国民党的第一把手的汪精卫可不糊涂，“二大”之所以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没有作出决议，就是因为他担心蒋介石上升过快，侵犯到自己的权势。
　　蒋介石对迟迟不任命他为“总司令”十分不满。在他看来，如果接受“总监”位置，那么以后汪精卫任命“总司令”时可以以此为借口安排他人；而什么“军事委员”、“广州卫戌司令”等职务，他认为要与不要都无足轻重，只要新任的第1军军长、亲信何应钦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加上他眼下在国民政府军界的地位，任何人要想把他挤出军界已是毫无可能。
　　其实精明的汪精卫已看清蒋介石以退为进、假辞真要的用心，为遏制蒋，他索性置之不理，既不准辞，也不挽留，让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丢人现眼。
　　颇有权谋的蒋介石见此情形，立即改“以退为进”为“以进为进”的策略！于是，汪精卫联合蒋介石赶走胡汉民的“蜜月期”结束，羽毛已丰的蒋介石与他获取最高权位的最大阻力汪精卫的争斗开始了。
　　

中山舰事件（1）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大革命的中心阵地黄埔军校内部，虽然作为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在军校学生大会上，从来不谈右派理论，总是反复宣传三民主义，一再表示拥护国共合作，但与正在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分左派和右派一样，黄埔军校中的学生组织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一派是孙文主义学会。
　　据当事人曾扩清回忆：“开学不到两个月，学生第一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即与在粤的粤、桂、湘、滇各军所设立的军官学校的学生取得联系，酝酿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并向黄埔军校建议成立这个组织，意在以革命的黄埔学生，来影响各军官学校的学生，以免成为各军在广东争夺地盘、各霸一方的罪恶工具。这个建议，不仅为全体黄埔同学所赞同，而且得到了蒋介石的特许。当即推蒋先云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筹备员，我亦在被推之列，蒋介石还亲笔写了一篇发起这个组织的序言，说明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革命意义。到10月左右，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基本建立起来。加之军校第二期的共产党员同学周逸群、王一飞等的积极活动，在大多数的青年军人中，树立了相当的威信。”
　　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元帅也曾回忆说：“黄埔从筹建开始之后，在共产党特别支部领导和支持下，以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志为代表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名义上是联系青年军人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我们党对青年军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
　　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和组织下，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广州地区军校左派学生的中心，发展成员2万余人。联合会以黄埔军校为核心阵地，组织军校学生，支持统一战线，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配合军校中心工作开展革命活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担心。曾扩清回忆说：“早在黄埔军校开学时，国民党的老顽固分子谢持由上海来广州，说是参加军校典礼，他住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以养病为名，极力拉拢军校中的右翼分子，如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以及学生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极尽煽动之能事，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等等，危言耸听，激起了上述诸人对共产党员同学的仇视。后来他们又得知蒋先云、周逸群等在学校内公开散发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而他们又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核心分子，就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情势之下，专为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起的。”
　　孙文主义学会，并不是为了要学孙文主义。曾扩清回忆说：“他们一经发动，就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是生非，寻衅肇祸，种种蛮不讲理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由于他们经常大打出手，恶名就传遍了广州。”
　　因青年军人联合会接受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使蒋介石对其大失所望，于是转而暗中对孙文主义学会大力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胡静安经常向蒋报告共产党员的生活情形，颇得蒋的欢心。孙文主义学会的血花剧社的社员，都由蒋直接领导，逢年过节，都齐集在他家聚餐，关系比一般同学亲切。蒋在筹建党军时，除了不得不征用一批军事素质和群众基础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进步学生外，挑选的军官人选大多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
　　戴季陶的“纯正的三民主义”出笼并风行广州时，孙文主义学会把戴季陶的理论奉为“圣经”，大力鼓吹。这时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人物是已有军职的王柏龄、贺衷寒、冷欣、林振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等，这伙人政治野心大，权欲强烈，在蒋介石的暗中怂恿下，活动越来越猖狂。在胡汉民、邹鲁、谢持等老右派的活动被国民党中执委处理后，他们成了国民党中少壮的新右派，急于登上广州的政治舞台……

中山舰事件（2）
国民党“二大”刚开完不久，在国民党军队和政界，突然谣言四起：
　　“共产党要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汪精卫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有贪污！”
　　“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
　　广州城内一时阴云笼罩，山雨欲来风满楼。
　　蒋介石不断闹着要辞职，使人们总觉得国民党上层在酝酿着风波。
　　蒋介石逼汪精卫解除与他不和的苏联顾问季山岳的职务，扣押汪精卫任命的广州卫戍司令王斌功等行为，无疑加剧了城内的紧张气氛。
　　在廖仲恺被刺后，为防遭到暗算，蒋介石和他当时的夫人陈洁如从广州城里搬回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住在楼上。要塞司令、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林振雄住在楼下。
　　1926年3月10日夜里，在黄埔军校附近江岸担任警戒的卫兵发现有一个穿老百姓服装的人沿岸走来，问蒋校长住在哪里，卫兵即带他去见卫兵长胡公冕。
　　胡问：“是谁叫你来的？”
　　那人答：“是中山舰副舰长吴鸣皋，要我把这封信当面交给蒋校长。”
　　于是胡公冕带送信的人到长洲要塞司令部……
　　陈洁如立即叫醒蒋介石。蒋起身下楼对送信的人说：“我是蒋介石。”
　　他接过来信，拆开略微一看，即返回楼上写了回信，下来当面交给送信人，嘱咐要面交吴副舰长。并叫陈洁如准备饭给送信人吃饭后再走，又叫他的副官江志航给送信人50块钱。
　　据当时蒋介石的卫队长洛熙后来透露：“显然是新右派在活动，显然蒋介石已经相信新右派送来的什么情报……”
　　3月18日，海军学校副校长、孙文主义学会主要骨干欧阳格，派人来到海军局局长李子龙家中，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并留下海军局作战科长邹毅的一封信，特意说明宝壁舰已定，请再派一艘。
　　因为李子龙不在，来人由其夫人接待。李子龙回家知道事情原委后，以为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决定除宝壁舰之外加派主力舰中山舰去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3月19日上午，宝壁舰和中山舰奉命开到黄埔，停泊在军校前面，升火待命……
　　这时蒋介石人在广州城内黄埔军校办事处，据蒋介石自己后来说：“当时有一个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去不去黄埔？’我说我今天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9点至10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我后来答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蒋介石认为这是有人在探听他当天的行踪。
　　就在这天下午，因为苏联顾问要参观中山舰，所以李子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要求将中山舰调回广州。蒋介石同意后，李子龙命令中山舰从黄埔开回广州。
　　不多时蒋介石又得到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密报：“共产党要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中山舰开赴黄埔，劫走校长，送往海参崴转送莫斯科……事态十分严重。”
　　蒋介石半信半疑，但当他在从广州回黄埔途中，真看到中山舰在往黄埔开动时，顿时感事态严重。他决不能束手就擒，打算立即逃往汕头还未撤销的东征军总司令部，在半路上经秘书陈立夫劝说，又返回广州，急召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第1军经理处长徐样密谋处置。
　　3月20日凌晨3时，蒋介石离开在长洲要塞司令部的家赶到造币厂，组织最高指挥部，下令广州全城戒严，命令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第1军1师师长王柏龄逮捕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人李子龙；命令刘峙接替王斌功为第2师师长并扣押第2师各级共产党人党代表；命令蒋鼎文指挥第2师第5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武装；命令陈策、欧阳格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命令新编第1师师长、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负责监视汪精卫、季山岳及其他苏联顾问、中共机关和中共重要人物的家庭。蒋介石还下令，如果共产党人反击，则坚决镇压！
　　这就是史称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3）
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在他命令的所有军事行动执行过程中，不见共产党有丝毫反抗。他要捉拿的要犯共产党人李子龙也是完全没有防备，束手就擒。
　　当日李子龙正在度蜜月，凌晨时，陈肇英、王柏龄带着人破门而入，将一丝不挂的李子龙嘴里塞满废布，毒打一顿后带走，关进事先准备的关押点。
　　李子龙原就学于烟台海军学校，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后来加入中共，国民党改组前夕，担任刚到广州的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黄埔军校招生后，他奉中共的命令考入一期，在校内深受蒋介石和廖仲恺的重视，到第二次东征时已经出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1926年3月升任海军局局长。李子龙被捕，这是新右派阴谋中的一部分，因为他曾严厉制止了新右派欧阳格等人希望通过出任中山舰舰长来控制海军主力舰，从而达到控制海军的阴谋。他还多次抓治新右派利用海路走私的违法乱纪行为。新右派、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曾多次对人表示过对李子龙的不满。李子龙出任海军局局长并没有经过当时正在二次东征前线的蒋介石的同意，蒋对此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