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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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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丹拜认为，这种以为火烧圆明园的记忆已经消失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她确信，恰恰相反，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圆明园被视为自己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他们根本没有忘记圆明园的毁灭。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是皇帝本人，实际上他们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
丹拜夫人认为，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导致这场报复行动的直接原因。但相反，火烧圆明园“一直是一个敞开的、敏感的、灼痛的伤口”，永远也不会被忘记。其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关于真龙天子——火烧圆明园的惩罚对象——的记忆已经随着时间烟消云散，但北京的老百姓，也就是由于额尔金手下留情而免于一死的北京人的后代，仍感到自己受到了凌辱和伤害。他们将圆明园视为民族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忘记了圆明园只是为了一个人，即当朝的皇帝，而存在的。就像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后代一样，他们对失去这样的艺术和建筑瑰宝愤恨不已。他们将谴责的矛头直指英国人，痛斥他们的万达尔行径。
何伯·丹拜继续写道，法国人实施的破坏和抢劫行为几乎被忘记了，中国人自己做下的更大规模的抢劫行径被轻易地掩盖了。然而，当排外的浪潮周期性地震荡中国的时候，火烧圆明园总是被推到前台，它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强大有效的宣传工具之一。比如，中国1937年遭到日本入侵之后，大量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发表出来并分发给老百姓，号召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西方人。
她总结道：“事关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时间能厘清愚蠢与智慧。额尔金通过这一决定达到了他的目的，即几天后签订了和平条约。但他的行为，被普遍视为对未来几代人的伤害。不仅在中国如此，而且在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亚洲出身的历史学家潘尼迦指出，额尔金的错误在于，“他天真地以为，火烧圆明园将给东方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使中国人持久地惧怕欧洲人。看起来，欧洲人有一种奇特的逻辑，他们坚信自己在亚洲人心目中的威望会随着野蛮和残酷程度的提高而与日俱增。如此愚蠢的行为不可避免地留下持久不灭的印迹，但它与额尔金所想象的完全相反，它完全是对‘野蛮人’的刻骨仇恨和无言蔑视”。
在这场争论中，历史学家汪荣祖完全支持丹拜夫人（无疑还包括潘尼迦先生）。汪先生承认圆明园是当朝皇帝的享乐之所，额尔金毁掉它完全是针对咸丰皇帝。实际上，咸丰皇帝本人确实深受打击。他补充道，然而不幸的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认为火烧圆明园只是一场惩罚满族统治者个人的行动；他们认为，这一疯狂的毁灭行径没有任何道理可言。此外，用火烧毁无可替代的文化珍宝，也是整个人类的巨大损失。
在他看来，额尔金本欲施加给清朝皇帝的教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被视为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对圆明园的洗劫和故意纵火，大大加重了中国人对西方及西方自以为是的现代性的戒心与不解。他接着说，同过去一样，今天的中国人仍然痛惜这座宫殿的毁灭，虽然他们有理由对宫殿所象征的一切表示憎恨。但他们不会忘记它，因为他们认为，这座巨大的皇家宫苑是他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们特别憎恨十九世纪的英国，它当时是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满汉两族的精英都痛斥“欧洲帝国主义者”的万达尔主义和野蛮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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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0）
汪先生最后问道，假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白金汉宫被外国侵略者摧毁，那么英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呢？虽然白金汉宫里只住着英国的国王！
一位杰出的满族文人向咸丰皇帝的继任者同治皇帝（1862…1875年在位）上书，提醒皇上勿忘“庚申之耻”。清朝末年，有多位著名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作品里，为化为灰烬的皇家园林和收藏发出痛苦的悲吟。
康有为（1858…1927），这位戊戌变法中开明而又不幸的改革者，当他1904年在巴黎的集美博物馆里发现1861年从圆明园抢来的大量文物，以及1900年由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从北京带回的大量文物时，深感耻辱和悲愤。康有为认定这些文物是无价之宝，代表了中国国粹数代以来萃集的精华。他对中国如此大量的民族瑰宝流落它乡痛心疾首。他回想起自己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经常到圆明园废墟附近散步的情景。同许多人一样，他将圆明园的悲剧与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建昔日的辉煌。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之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1913年也经常来到圆明园废墟。面对残垣断壁的凄凉景象，他写了一首悲伤的诗，曾被汪荣祖引用在《失乐园》一书中。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北京一直纪念圆明园火劫之日。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认为，火烧圆明园事件是“中西关系史中万达尔主义的最典型例证？”。
正如丹拜夫人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对圆明园的伤悼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甚而至于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之一。本欲火烧圆明园以惩戒皇上、而且只想惩戒皇上一个人的额尔金，对此肯定会深感惊诧。
对此怀有仇恨的中国人并不限于像康有为这样的清朝遗民。很多主张建立民国和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从属于各个政治党派、各个知识阶层的中国人，对此都怀有同样的情感。离圆明园遗址不远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学子们，对遗址更为熟悉，因为他们经常在周围散步。多么令人伤心的散步啊！
麻伦在193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圆明园和清王朝的书中，引用了很多中国年轻人的话，这些言辞无需做任何评论吧：
“一个有教养的开明国家做出了只有野蛮人才干的勾当”。
“我只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同胞们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踏平巴黎和伦敦，再将它付之一炬。谁胆敢阻止我们？强权就是法！？”
“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他们的俘虏受到虐待而愤怒，但他们的抢掠和破坏将激起未来无数代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更大愤怒”。
“毁掉一个国家最精美的艺术收藏和建筑，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和未来的人民，最严厉的刑罚”。
圆明园的废墟就这样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个有力象征，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已如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1860年的痛苦记忆。中国当代学者王威写道：“英法侵略军对中国文物的破坏极为严重，其残暴的程度为近代史上所罕见。圆明园的焚掠，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不但毁灭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名园，而且又损失了中国历代所珍藏下来的历史文物”。
1980年10月19日，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来到正在进行整修的圆明园，并填词一首，愤怒声讨外国侵略军的野蛮行径。
诗词如下：
如梦令
喜整修圆明园
秋日偷闲郊游，
圆明遗址人流。
怒目看废墟，
不忘联军寇仇。
整修，整修，
还我河山锦绣。
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我曾遇到一位年轻的中国空中小姐，她告诉我，在大学的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课上，她和同学们曾两次落泪。第一次是讲到火烧圆明园的时候；第二次是讲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对文化、艺术和宗教遗产大肆打砸抢的时候。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1）
对二十世纪和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维克多·雨果的谴责代表了愤怒和主持正义的神奇力量。他那封关于“两个强盗”焚掠圆明园的信，经常被人引用。一部以《火烧圆明园》为题的电影在开头也曾提到雨果。1989年4月，一位中国教授还专程到雨果在盖纳西故居拜访；他居然发现，雨果也是中国珍玩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的收藏……来自圆明园。
一位叫沈大力的作家在2003年出版的法文小说《梦湖恋》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圆明园。当他在圆明园遗址散步时，他的未婚妻讲起这座以四十处景观以及各处宫殿的丰富收藏而著称的宫苑，以及被英法联军毁灭的伤心史。他感谢雨果对这伙强盗拍案而起，谴责他们野蛮的掠夺行径。在沈大力看来，雨果是个大思想家和世界级的大文豪，因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的确，《悲惨世界》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少数西方文学名著之一。
2002年8月7日的《国际先驱者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重建圆明园的各种方案，并说中国政府对重建圆明园的计划予以鼓励。“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这是圆明园入口处的大幅标语。文章的作者希拉·梅尔文说，这个“国耻”指的就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宫殿园林，中国的凡尔赛宫，在1860年被英国军队放火烧为一片焦土。“圆明园的彻底毁灭，像一块流血的伤口一样，仍然刺痛着中国的记忆，它是西方帝国主义恶魔的象征，也昭示着政治与军事软弱落后的危险”。文章的作者认为，在众多中国人眼中，圆明园的废墟仿佛战场或墓地一样，仍然具有着圣地的意味，仍然是缅怀凭吊的场所。但是在中国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的时候，人们开始对废墟的命运感到担忧。
一些历史学家和建筑师主张重建圆明园，恢复其往日的荣光，作为中国战胜贫穷落后、打败帝国主义的见证。在政府官员和建筑行业企业家的鼓动下，清华大学的教授们甚至已经制订出了重建的方案。但也有很多人对重建圆明园持反对意见。北京大学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重建废墟纯属亵渎历史。一个历史学家拍案而起：“如果重建，它就不再是历史的遗迹。主张重建的人对文化和历史根本就一窍不通。他们只想着发财。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腐败的官员和建筑企业，反对任何想从中大捞一把的人”。
圆明园有朝一日会重建吗？另外，应不应该要支持重建之举呢？
未做最终决定之前，中国正在不惜代价地收回她散失的遗产，并要求西方国家归还在历次殖民地战争和远征过程中“抢掠”的国家文物（见2002年3月20日《世界报》）。一份由世界上十八个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共同发表的声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它们拒绝了许多国家（包括希腊、埃及和中国）多次提出的关于归还其艺术和文化财产的要求。中国对这一声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中国估计，散落在世界上四十七个国家二百多个博物馆中的中国古代文物至少有一百万件。2000年春天，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大型拍卖会上，中国一家国营企业保利集团公司的委托人以三百四十五万欧元的价格拍下了三个原属圆明园的生肖动物头像。这一文物回收项目的负责人还声明要收回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册页。该册页被杜潘上校带到巴黎拍卖，现存法国国立图书馆。
结束语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掀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史的新篇章。违背国际信义、可耻的万达尔主义行径以及对皇帝的羞辱，深深地影响了自此以后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维系的各种有关系。欧洲各国害怕受到报复，对中国人的诚信一直持怀疑态度，而且行事肆无忌惮，仿佛国际法在中国不起任何作用……中国方面，他们从来没有忘记或原谅残忍、愚昧、把毁灭一个国家的艺术瑰宝视为政治策略的野蛮民族”。
——潘尼迦
对英法两个盟国来说，1860年远征的成果是令人满意的。它们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向国际贸易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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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2）
1900年，在有了相当的时间距离之后，樊国梁认为：
“每一方都最大限度地从这次远征中捞到了好处。法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为死去的马赖神甫报了仇。法国人看到了数千名子弟兵进入了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帝国的腹地，打败了它的军队，占领了它的首都”。
“英国为它的贸易获取了最大的实惠，商人们在开放的商埠迅速致富”。
“俄国重新划定了与满洲的边界，边境线从此沿黑龙江东行直至与乌苏里江交汇处……”
关于这一点，悉尼大学的一位历史学者黄宇和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几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这场战争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纠集到一起，共同对付另一个强国——中国。只有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没有参与。
这次远征最终正式报告的作者布龙多将军做出了辉煌的总结：
“从白河口至北京城五十余法里的防御工事全线陷落；在烈日下的行军；在大平原上面对十倍于我、以逸待劳的敌军取得两场胜利；夺取圆明园；占领北京城；向掌握着庞大帝国实权的皇帝强加了一部条约；向西方开放贸易；恢复基督教信仰自由。以上种种，便是此次史无前例的远征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历史应该给完成这次远征的小部队留下最光辉的一页”。
应该到中国去吗？
历史学家皮埃尔·德·拉戈斯在1933年出版的一本小书《拿破仑三世及其政策》中，质疑拿破仑三世对外政策的天真幼稚——或者说慷慨无私！他写道：“虽然他虔诚地服务于臣民，但他从未说过：法兰西至上！而是说：文明与人类至上”。拉戈斯先生指出了这一政策具有无私的一面。他注意到，尽管拿破仑三世口口声声不离和平，但实际上却发动了多次战争，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某个理念。
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样。战争的起因是与俄国在圣地问题上发生冲突，进而扩大到保持欧洲平衡的问题。意大利战争也是这样，它的起因无非是出于“无私地帮助一个民族获得解放并在欧洲社会里建立更良好秩序的愿望”。顺便提一句，战争中的受益者对法国皇帝关心意大利的统一大业根本没有丝毫感激之情！对叙利亚的远征还是这样。它的目的是阻止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对马龙教派基督徒的屠杀；仍然是无私的举动。至于损失惨重的墨西哥远征，“皇上的好主意”，仍是拿破仑三世理想主义政策的最佳例证。
那么对中国的远征呢？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同样不过是无私之举，一言以蔽之，是由于天使般的幼稚：“次年，在对中国的战争中，仍然对物质利益漠不关心。我们只得到了一点赔偿，几条贸易契约，真正的受益者还是英国。为我们的传教士赢得了安全，这种安全却短暂而又脆弱。仅此而已”。
不过我们可以补充说，这次远征的客观后果之一是加速了1862年对交趾###的占领，因为占领过程中使用了派往中国的军队。交趾###于1867年变为殖民地，是法国建立的包括柬埔寨保护国（1863年）在内的远东殖民帝国的基础。然而法中关系的下一步，便是1884年爆发的一场新战争。这场冲突持续了一年时间，北部湾战役期间，香港的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拒绝修理法国参加对华战争的军舰。
最后讲一件趣事吧。多亏了埃里松我们才知道这个故事，莫非他就是故事的作者……杜撰者！
在他的那本《一个翻译官的中国日记》（1886年出版）的开头，埃里松伯爵就对英国盟军大为不满。他固然表扬英国人的“彬彬有礼”和他们不吝啬小器的一面，但他指责英国人总要为自己捞取更多好处。他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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