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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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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一面，但他指责英国人总要为自己捞取更多好处。他解释说：“在一个由艺术家和商人组成合伙公司里，艺术家总是上商人的当”。这里所说的艺术家是谁商人是谁，就不用再挑明了吧！
过了不久，他就在日记中谈到，英国人的“嫉妒、居心不良、损人利己等等已初露端倪。这些现象，到战役结束时，使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看起来，孟托邦由于得不到自己政府的支持，对这一局面难以忍受。他还说，法国人在中国之役中“扮演的是受骗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在我们把英国做为联军的时候起，就已经是注定了的”。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3）
埃里松提出这样的问题：
“要么是法国人被英国人欺骗了——我不能用出卖一词，这个词太重了——被他们蒙在鼓里，他们想方设法贬低我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使我们看起来像是他们花钱雇来的雇佣军；他们还利用了中国人的轻信，单独签订秘密条款。要么就是皇帝成心把法国军队交给英国来使唤”。
他说的是哪些“秘密条款”呢？我们前文中已经看到，埃里松非常怀疑葛罗——当然不是说他被额尔金收买——完全被额尔金牵着鼻子走。他还谈到联军之间的“纠葛”，甚至说胜利以后，“如果不是被拦住，法国士兵就会放手让中国人追杀这个英国人”。他还肯定“双重条约”的存在，在他此前一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一个传令兵的日记》里就写过这件事。这些“真相的曝光”使他受到《泰晤士报》的猛烈抨击。他的另一本书，1883年出版的《中国战役史——根据司令官秘密通信编写》被法国政府以“国家利益”——不折不扣！——为名收缴并查封。在这本最终落入陆军部之手的书中，收录了一封涉及“双重天津条约”的信，当时是由皮纳伯爵和康普农少校呈给皇帝的。
在他的《一个传令兵的日记》（书中还谈起关于1870年巴黎之围的回忆）里，埃里松伯爵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英国人。我承认英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拨，敢想敢干，精诚团结。但所有这些优点似乎都被一种无休无止、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破坏殆尽。所有国家都是自私的，好，我同意，常言说，这是国家的责任。自私也许只是爱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们要光明正大地自私。光明正大不会破坏任何东西，也不会影响爱国主义”。
讲到事实，他说在洗劫圆明园过程中，一个士兵跑过来将皇上私室内发现的文件交给孟托邦将军。好些文件恰恰是英法联军9月初在天津谈判的条约草案，由于中国方面的代表不具资格而成为一纸空文。作为秘书和翻译，埃里松将这份用英文写的条约文本向孟托邦译出，他们二人都发现，这份条约与法文的条约有出入，不是按文字对译出来的。换言之，英国人“只为自己争取了所有特别优惠的条款，声称我们是他们花钱雇来的雇佣军，并说他们总能把我们安抚妥当”。
在这一“真相”面前，《泰晤士报》要求他拿出证据，并反过来指责他无中生有，诽谤英国。但《泰晤士报》没有刊登他的答复……为了证明他的结论，他出示了证人们（包括上海的大商人史米茨；他的朋友阿尔芒等等）的信件。他说到额尔金的“心术不正”，甚至是“背叛”。额尔金大体上跟中国人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怕法国人。在宗教问题上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满足就可以了。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来解决英中之间的事情，他们会同意的，因为他们是我们花钱雇来的”。
他还补充说，他希望法国不要再“为英国人火中取栗”，应该养成利益均沾的习惯，不能“再像在中国以及其它地方那样，继续心甘情愿地以得到一些残羹冷炙为满足”。在书中稍后的地方，他还说，中国认为可以把法国人当作“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量”来对待。
埃里松从这一事件得出结论说，拿破仑三世的确是将法国军队交给他的联军调遣，他以此还一份感恩的债，并获得了后来英国对他的关照。
他还转述了孟托邦将军从此次远征中得出的结论，即“法国以如此巨大的牺牲”，除保障天主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外，“所得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他还恰如其分地补充道，这一条款并没有得到中国的遵守，甚至在问题最严重的省份都没有张贴示众，也根本没有能阻止传教士再次被屠杀。
几年之后，历史学家亨利·高第认真研究过这个扑朔迷离的事件。他说曾设法得到一本上述禁书（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可以查阅）。在他看来，作者所讲的事件早已尽人皆知，国家实施查禁根本没有道理！实际上，如果事情仅限于揭露英国对九龙的占领，或者是中国人向英国人赔款的数额，那么这个事实早就为人所知，尤其葛罗本人更是一清二楚。所以高第认为这个案子已经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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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4）
闹得沸沸扬扬的“双重条约”事件，应该把它算在埃里松伯爵反英偏执狂的账上呢？还是简单地归结为当事人以扬名天下为目的的“媒体炒作”？还有就是为了推销他的书……。
1875年，亨利·诺利斯（格兰特将军笔记的编者）就英国1860年对中国的远征做了一个出色的总结。他的狂妄傲慢是那个时代英国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
“我们可以认为，1860年对中国的战争取得了完美的结局，是英国发动的历次‘小型战争’中最成功的一个。战役进展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错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连吃三场败仗，部署了中国主要防御力量的强大的大沽炮台被我攻陷，中国的首都在侵略军大炮的威胁下被迫投降。投入的费用相当巨大，但与以往历次战争不同，投入所取得的回报令人满意。我们为英国商人赢得了在整个帝国境内的行动自由。我们向文明世界保证，外国人从此免受中国强加的压迫和野蛮待遇。我们对中国人的自尊心给予了致命的打击，正如经验向我们表明的那样，中国终于懂得，它是无力与我们欧洲各国抗衡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北京条约》，该条约已显示出，其各项承诺远比此前各条约更具持久性”。
诺利斯接着说：“假如我们没有发动这场战争，那么我们就无法维持在华各商埠的利益。无论是私人产业还是人的生命都不会受到尊重。并且，如果我们和解的姿态和谈判的请求被中国人视为软弱的信号，那么终有一天，我们将被迫离开这个国家。最后，在我们法国盟友的协助下，在借助武力的情况下，我们为文明世界赢得的利益并不少于我们为自己谋得的利益”。应该指出，诺利斯重拾吴士礼（其书出版于1862年）的论据，而且几乎使用了同样的字眼，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利结局洋洋自得。
出于好奇，我们再引用一段美国传教士罗伯特·格罗沃的评论。他的《全球传教使命的进程》于1924年初版，至1960年多次再版。
书中竟然写道：
“鸦片并不是战争的真正原因，它只为战争提供了机会。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政府自命不凡的傲慢，对条约所规定之各项义务的极端蔑视，对贸易的严厉限制，以及它对外国人实施的残暴和侮慢”。
1864年，太平天国军队被查尔斯·戈登和他率领的“常胜军”剿灭。弗朗索瓦·莱热谈到这一连串前因后果所包含的讽刺时说：“英国，一个欧洲的新教国家，不得不用左手铲除了它用右手播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他还认为这将对西方人的声誉产生影响：“西欧的进步力量，一边连续以沉重的打击撼动满清王朝的根基，一边又把它从一场颠覆革命中拯救出来，使它苟延残喘，以便继续从它身上最大限度地攫取好处。这一事实，隔几代人的时间再去看，将不会提高欧洲的声誉……。我们想给中国当局一个严厉的教训，把他们的优越感和高傲自大打得粉碎，我们做到了，并为此洋洋自得。我们帮助他们打败了太平天国，赚取了他们的感激，我们也为此洋洋自得”。
这个时期，长江开放了。英国人控制了对华贸易的八分之七。英国、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总额超了一亿英镑。从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从1859年的五万九千箱上升为1879年的十万六千箱，整整翻了一番。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格拉德斯通，1840年曾极力反对鸦片贸易，此时已在印度赚了大钱，高兴得忘乎所以……。1856年至1888年，出口到中国的棉布翻了两番，达到四亿米。
对中华帝国来说，1860年的惨败在国内也产生了严重后果。西蒙·莱斯（皮埃尔·里克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外来侵略使整个国家惨遭劫掠，引起了一连串剧烈的骚动、混乱和革命，他们至今还没有摆脱”。所以，对中国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绝不是一个历史的小插曲。
此外，中国还被迫向外国割让国土。一部分满洲割让给俄国，九龙割让给英国。还要在开放的商埠赋予英、法、美（但也包括德、意、比等国）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种种特权。这一制度使得在中国领土上的英国和法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只受各自国家领事机关的法律管辖。中国还被迫同意外国的外交机构常驻北京，接受鸦片贸易的合法化。美国历史学家埃德加·霍尔特认为：“这是中国摆脱陈旧的闭关锁国政策，争取加入世界各国大合唱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5）
尽管有恭亲王亲领的总理衙门负责与外国列强打交道，中国仍然花了不短的时间才开始放弃闭关锁国的态度，着手实行合作的政策。等了整整三十年时间，中国的皇帝才答应接见外国的使节！还是在专门接待附庸国使者的接见厅里。直到1879年，中国才同意向外国派出使节。无论是否情愿，中国最终被拖进了现代各国的大合唱。但西方文明的阴影仍使目睹1860年野蛮行径的中国人感到不安，并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唤起了祖先们对残忍野蛮、文化落后的外国入侵者的恐惧。
于是，在承认西方物质优越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中国人长期拒绝接受——更不用说推崇——西方的道德价值观。透过圆明园的烈焰，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野蛮民族的牺牲品，他们倾向于将西方与匈奴人相提并论，而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文明具有先进和高雅的性质。
有多位中国的历史学家就这一次“惩罚”著书立说。在惋叹珍贵的艺术宝藏和文化遗产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的同时，有些历史学家也从圆明园的烈焰中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就像凤凰在烈火中重生一样。
可以想见。正如泰奥在1922年出版的《醒来的中国》一书中所说：“直到1860年，英法军队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之时，清王朝才意识到在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但大部分的中国人，当他们看到熊熊烈焰从圆明园升起时，并不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的衰微，而是满清王朝的没落”。
此外，面对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和商埠的企图，中国没有采取日本的应对方式，也颇使人不解。额尔金看得很准确，他说：“当中国不可避免地继续走向毁灭之时，日本没有退缩，并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洒到自己土地上的阳光，走上被中国人轻蔑地抛弃的进步之路。而这样的进步，一旦日本人对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就必然会想要得到它，而且终究会得到它”。最初还十分犹豫不决的日本，最后终于认识到，向美国和欧洲列强粗暴的叩门声做出让步，正是日本利益之所在。日本利用这个机会奋起直追，借鉴西方的技术进步，使国家现代化，既开拓经济资源，又壮大军事实力。在日本的“有识之士”看来，这才是使他们避免厄运的唯一办法，更是他们保持独立的唯一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的明治时代“明智地”回应了西方的威胁。在十九世纪末，通过理想主义的光绪皇帝（1871…1908）和维新派大臣康有为所支持的百日维新运动，中国差一点就实现了旨在逐步走向“自由”帝制的历史转折。但对中国社会和皇权进行激进的改革，主张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公共机构和采矿工业的现代化以及言论自由，吓坏了慈禧太后等人。宫廷中最保守的一派占了上风，旧秩序再一次被保留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专制和变本加厉的排外。从此，清王朝的垮台已不可避免。
在日本自认为处于劣势的地方，中国则恰恰相反，自恃地广人众，认为是自己的强势。1860年，中国犯了低估西欧力量的错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她无论如何都不愿在外国的威胁面前让步。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雷努万在他的《东方问题》一书中对日本和中国做出比较：“日本对外国意志做出让步的那一刻，它已经隐约看到了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广阔远景。当中国一面无可奈何地俯首称臣，一面又努力将国家维持在传统轨道上的时候，一些日本人，由于他们进行了‘全民性’的反应，正在思考如何使国家实现深刻的转变”。
如果我们冒昧地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将中国与日本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把额尔金烧毁圆明园以迫使中国人低头并签订条约的决定，与美国人1945年8月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决定并列起来看。一定要轰炸广岛吗？今天仍然有人提出疑问。这里同样涉及到要日本尽快投降的问题。在这两个事件中，人们继续对这些“战争罪行”的必要性发出质疑。在北京，如果能表现得更耐心一点，额尔金也许就不会去放火。在广岛，美国人本来可以再等上几天，当时日本已经山穷水尽，并准备放下武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两件大事（不过也应该承认，很难将它们相提并论）都应该能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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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6）
卡罗尔·麻伦写道：“个人所遭受的各种屈辱和残暴，与国家荣誉所遭受的种种伤害一样，它们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慢慢销蚀。然而最精美的艺术品以及建筑与文学瑰宝的毁灭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它不是这些财富的拥有者个人的损失，而是全世界所有文化人的损失”。
我们只能同意他的看法，同他发出同样的喟叹。
没有谁能说出圆明园是否能一直保留到今天。从1860年开始，历史的暴风骤雨就从未放过北京。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见皮埃尔·洛蒂《北京的末日》），圆明园再一次遭到巨大破坏。也许，在1900年，它也会遭遇1860年所遭遇的命运。另外，没有谁能知道，在1908年慈禧太后死去之时，在1911年以后动荡的民国时期，圆明园将会发生什么变故。还有，没有人能猜得准，毛泽东于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保留这个原属于皇帝的地盘。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罪恶制度的象征会逃过红卫兵的疯狂破坏吗？简言之，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圆明园，这座宏伟（而又脆弱）的皇家宫苑，能抵御岁月的侵蚀和历史的重重磨难而完好如初。
但这并不是问题之所在。残酷的历史事实偏偏让这座宫苑毁于西方人之手，那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尾声，一场以商业目的为名进行的战争，更有甚者，那是一场为了英国和英国商人的利益，以不可告人的鸦片贸易为目的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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