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裸替"自白:我把青春献给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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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是自己亲手掐死了自己的童年。
　　我在音乐方面的学习是很系统的：乐理、民乐、美声等等。我的辛苦没有白费，很快就取得了成绩。我曾经两次获得海淀区歌唱大赛儿童组独唱一等奖，之后我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艺术团，之后又参加过杨鸿年女子合唱团。在“银河”的时候，那首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歌声与微笑》，我不知道唱过多少次。所以我的六一儿童节、春节基本上都是在电视台、录音棚度过的。小学毕业，因为我的音乐特长，我被顺利地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如果一直沿着音乐的路走，我相信我也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可是我天性不喜欢束缚，哪怕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有跳舞。其实我的舞蹈和音乐是同步的。我妈妈以前是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是舞蹈专科出身，所以我的舞蹈爱好，除了先天的遗传，可能也和后来妈妈的熏陶有关。我父母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并没有让我朝某个固定的方向走，没有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专门的歌唱家或者舞蹈家什么的，所以对于我的培养也没有仅仅停留在音乐、舞蹈层面。舞蹈方面的培养也是这种开明的培养方式恰好为我以后进入影视圈当一个演员作了最全面的积累。
　　

弹钢琴的淑女喜欢打架
因为喜欢那些漂亮东西，我学习了音乐、舞蹈，不过，生活中的我除了唱歌、跳舞的时候表现得还像个女孩子，更多的时候其实像个男孩。由于家庭的原因，我爸爸妈妈都特别注意对我性格的培养，他们知道这个圈子的最真实的状况。或者这样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进演艺圈，他们希望我在面对这个复杂的群体的时候，不会像大部分女孩子那样被动，而是能够主动地承担，包括对抗。所以，我性格中从小就有特男孩子气的一面，这也和家长的培养有关。
　　我的体育成绩很好，除了课堂上的那些东西，那些基本素质的锻炼之外，我对对抗性的体育运动也特别喜欢。我说实话好了——我从小就喜欢打架，这可不是一个在台上唱美声、弹钢琴的淑女应有的爱好。我爸妈对此也很头疼。我爸爸是部队军人，所以，可能我的这方面的爱好得自于他的遗传，哈哈。我喜欢把班上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个帮派什么的，有女孩子被男生欺负了，我第一个站出来去找他算帐。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在小学二三年级吧，我们班一个女同学被男生给欺负了，于是我拿着块板砖去找人算账，一见那人照直就拍下去，立马就见血了。都这样了，人家家长肯定会找上门来呀，我知道，那男孩肯定没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给他爸听，不然还得再挨一板砖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硬拼，只能智斗——所以我一见他爸那架势我就开始溜。那时候住的是筒子楼，他爸在后面追，我就在楼里蹿，把我妈给急的！直拉着我爸说：“你倒是去劝劝啊。小珊都这样了，你倒是去看看啊。”我爸坐在那儿，动都没动一下，眼皮子都没抬，不紧不慢地说：“她自己惹出来的事情，她自己扛。我不管。”
　　可能正是因为爸爸的不管，所以我从小就特别独立，一般有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解决，从来不把麻烦带到家里。风吹雨打都是自己扛，这次“裸替”的事情也是一样，外面都炸开锅了，我爸妈才知道。不过这一次我爸倒是很支持我，到底骨肉连心嘛，女儿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了，能不心疼吗？
　　

皮鞭下的舞蹈
我最早是在中国歌舞团学员班学习舞蹈。当我决定以后要从事演员这一行之后，我父母开始对我进行全面培养，所以我先不是进行演员的科班表演训练，而是舞蹈的基本功准备。
　　当时教我们的舞蹈老师都是团里的老舞蹈演员，包括姚亚楠老师、许东壁老师。学习的过程有乐有苦。那时候，我记忆最深的是姚亚兰老师，她对学生特别凶，一旦发现某个学生动作不标准，手里的小皮鞭就抽过去了。但是她并没有给我们专门开课，她是我们的校长，有空的时候就过来看一看。这是最恐怖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小皮鞭就会过来——防备都没有用，因为不知道姚老师什么时候会过来视察啊。可以说，我们班上没有同学没尝过姚老师的小皮鞭的滋味。现在大家偶尔聚在一块儿，回想起当年姚老师的小皮鞭，还是会不胜唏嘘。
　　我当年也被抽过。可能是因为太紧张，那节课学的什么动作我都忘了，因为那节课一开始，我们就看见姚老师已经出现在练功房。大家心理都在打鼓，害怕得不得了。可是越害怕越出错，那节课真是学得诚惶诚恐。一个动作不标准，还在想姚老师会不会发现自己呢，鞭子已经过来了，只感到钻心地疼，眼泪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泪眼朦胧中还听见姚老师在说：“就这样还准备上台呢？”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最感谢的就是姚老师。我在中国歌舞团学习了两年的舞蹈，包括芭蕾舞、民族舞，基本的形体训练，什么横叉、竖叉等等。这些都为我后来的表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歌舞团学习了两年之后，我转到一个专门的影视中专学习，开始正式的、科班的表演训练。
　　如果说之前的学习都还只是围绕在表演周围进行，包括音乐、舞蹈、体育等等各个方面，那么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地接近我的梦想，为我的梦想开始打拼。不过表演训练班的学习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正式进入演艺圈，开始我的演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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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的“鬼故事”（1）
拍完《中国女足》之后，我再次回到校园学习表演。有过实际的拍摄经验之后，再回到校园重新学习的感觉不一样：会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而且会有的放矢地进行学习，充实自己。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演员进修班学习，那是我很开心的一段时光，边玩边学，在学习中成长。我的班主任是刘汁子老师。我还一直记得刚入校的时候刘汁子老师对我说的一句话：“你要学会让大多数人爱你，爱生活中的你，爱荧屏上的你，这样你才能做一位优秀的演员。”好的老师在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而刘汁子老师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老师，还是父亲和朋友。顺便说一句，和所有个性倔强的孩子一样，大概是从初中开始，我的个人意识、个性意识开始萌生，也就是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开始慢慢地叛逆。还真找不出什么原因——因为我的父母一直是很开明的那种，他们并没有用他们的经验——所谓的框框条条束缚我，所以我的叛逆真的就只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而已。在那个阶段，每个孩子的个性意识都开始蓬蓬勃勃地生长、发育，强烈地希望得到自我的认可，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家庭的保护。
　　所以，这个时候，刘汁子老师对我而言，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我愿意听从的父辈的角色。我不愿意听我爸的，但是不代表我不听别人的意见，对长辈不尊重。可能这也和刘汁子老师的为人有关，他不仅指导我演戏，还关心我生活上的冷暖。印象最深的一次，我有一次偷偷跑出去接戏，没和老师说。刘老师担心得不得了。回来之后，刘汁子老师连责备的话都舍不得说一句，只连声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没事儿，没事儿。”明显地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已经放松了下来。
　　除了刘汁子老师，我在电影学院的时候也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包括像王东方、郭伦他们。闲暇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那会儿还不流行“天黑请杀人”的游戏，我们最多请个碟仙、笔仙啊什么的。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有无限的兴趣，想看看自己以后的样子，所以才会特别热衷这样的游戏吧。除了这些，我们排练间隙经常说鬼故事，大家吓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著名的演员兼导演兼电影学院的著名老师黄磊讲鬼故事也是一绝哦。演员讲鬼故事可能会从音响、影像、表情、动作各方面来营造恐怖氛围，绝对很好听的。
　　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排一些戏，磨练演技。在排戏上我非常认真，可能有时候有的课我会不去上，但是这样的排戏我却是一次也不落的，因为和同学一起排练既是对自己演技的锻炼，也是融入集体的过程。或者这样说，演员的工作不像其他工作，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演戏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工作。除了和演对手戏的演员的配合，还包括导演、灯光、舞美等等。一个片子就是一个集体的结晶，其中凝聚的是一个剧组的功劳。所以当时学校里的排演对我而言，就不仅仅是演技的磨练，最重要的，它让我认识到集体合作的重要性。考验我和别人合作的能力，也是对我团体意识的一个培养。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期末的时候，我们排一个小品，我饰演的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女孩，但是生活很不顺，她的男朋友背着她和她最好的女朋友好上了，她受了很大的打击，爱情、友情的双重背叛使她最后走向了崩溃，于是决定自杀。最后自杀的一场戏是一个很考验演技的内心戏，要求用动作、眼神表现出女主角最后的绝望情绪。不是语言，而是动作，而且要真实，这才是最难的。说实话，演员这一行，有的东西可以从生活中借鉴，所以必须深入生活，但是有的东西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用想象去填充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所缺乏的东西。比如自杀戏，我从来没有自杀过，这样的念头也从来没有过。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想到自杀，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能折腾的人，没有什么能打倒我，包括这次的裸替事件。当时我准备结婚的对象知道我做“裸替”之后，勃然大怒，隔海骂我“妓女”，我都受住了，我真的没有什么是扛不住的。不是我的错我不会软弱，我为什么要低头？我真的不是生活中的弱者，一秒钟的弱者的念头都没有。所以演自杀的戏对十多岁的我而言真还是一个挑战，这和我的人生经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北京电影学院的“鬼故事”（2）
我记得我当时刚好感冒了，为了体现老师所要求的“很生活化”的表演，于是心生一计。在最后自杀的那一场戏中，我缓缓从口袋中掏出药瓶，目无表情地推开窗户，绝望地看着蓝天，然后缓缓地走回来，坐下，将一大堆中药丸倒在手上（其实是我的感冒药啦，但是看上去的效果可是一点儿不输给安眠药），然后一下决心，一仰头吞了下去……现场大家都懵了，不知道我怎么了。难道我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邵小珊的舞台绝唱？刘汁子老师第一个反应过来，关切地问我：“你吃的什么呀？傻丫头，你可别乱吃呀。”这是我第一次用智慧演戏。因为当时拿到本子的时候我就在想，完全空对空的表演肯定达不到效果，但是当有实物刺激的时候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包括食管本能的吞咽动作，眼泪缓缓从眼眶流出来的动作，都特别真实。无实物的表演和有实物的刺激，两者的结合能够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所谓的“真听、真看、真感觉”就是这样吧。
　　我和同学一起排戏，一起打闹，排戏的间隙我们一起说各种各样的鬼故事……一段最单纯的学生岁月。
　　

换角风波（1）
做演员难，做女演员更难，女演员想要出名则难上加难，这是我在这个圈子打拼9年的深切感悟。我总结了一下，女演员想要成为大明星，有几种途径：一是出身豪门或权贵，依靠父母的人脉或者金钱权势取得上镜出名机会；二是嫁个有钱人，让老公投资影片，自己做主角，自己把自己捧红；三是嫁给大导演，依靠老公的才能将自己捧红；四是自己天生就是个演员，演技好得没话说，形象气质极佳，观众缘又好，成名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单纯是一个平凡的女孩，没有任何出身背景，只是怀有成为明星的梦想，想要进入演艺圈，成为一个演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想在演艺圈立足站稳、成就一番事业了。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她们一般都有着漂亮的面孔，姣好的身材，有的甚至还有不错的演技，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一阵，就连演艺圈的门道都还没有摸清。为什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们缺少背景，没有电影公司、制片商、导演愿意挖掘她们。这种普通女孩如果气节高贵，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恐怕一辈子都成不了明星。这不是我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要肆意揉碎女孩们那炙热醇厚的明星梦；要知道，我自己也曾经是做梦的女孩啊，我只是简单地把我看到的娱乐圈真实复杂的一面呈现出来。尽管这种真实是残酷的，很多女孩也许还没有具备接受这种残酷现实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是就算我不说；别的了解娱乐圈的人迟早也会谈及的。我不说娱乐圈是堕落的，因为娱乐圈的种种罪恶别的行业也存在，我只觉得娱乐圈在迷失方向，在名利与权势面前丧失了自己的责任和角色。这种迷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才是最可怕的。9年来，我的种种经历就悲哀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圈内人对各种怪事见怪不怪时；娱乐圈就已经异化了。
　　2002年，我被一个台湾导演选定出演一部青春偶像电视剧的女一号，这是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电视，与我演对手戏的是演员宁静的亲弟弟，我和他1998年就认识了，也是好朋友。这次有机会在这个电视剧里饰演情侣，两人都乐坏了。后来得知这部戏是大陆投资的，制片人来头不小，整天开着一辆“大奔”呼啸而来，牛气冲天。拍摄的时候，我和剧中扮演女二号的演员住在一个房间。我和她也有几面之缘，知道她以前在冯小刚的工作室呆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到中戏学习表演去了，从此就由幕后走到了台前。试镜后，我们的关系还不错，现在又住在一块，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朋友。第一天的戏拍完后，我们俩人都累得不行，回到房间准备洗漱一下就休息。晚上11点多的时候，她突然接到制片人的电话，要她马上到制片人房间去一趟。我们俩都挺纳闷的，因为我们俩谁都跟他不熟，这么个大半夜的，制片人还有什么事情呢？难道不能等到明天再说吗？可他毕竟是制片人，大人物得罪不起，不能不去啊，先得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她带着疑惑走了。过了二十几分钟，她回来了，闷闷不乐的，表情很奇怪，我和她说话她也不搭理。我凑到她跟前，发现她的眼圈红红的。我慌了，赶紧问她怎么回事。她就是不说，情绪极其低落，一屁股坐在床上，眼泪看着就要掉出来了。我抓着她的胳膊摇晃了半天，说道：“有什么事情啊？你倒是说话啊，我们俩都是朋友了，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说呢？你不要吓我啊。”她哽咽着告诉我：“小珊，刚才我一进制片人的房间，他就跟我说他很喜欢我，说今天晚上要睡我，明天他就把你的角色换下来让我演。”我一听，傻眼了，感觉特别的尴尬，本能地问了一句：“那你同意了？”她说：“没有啊。”我了解这女孩；即使我不是她的朋友；她不认识我；她同样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她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都没有料到的，弄得我措手不及。我感到很难堪，她也觉得很别扭，那天晚上两人都没有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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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角风波（2）
到了第二天，两人还是感觉不好意思。我在心里琢磨，这个戏还怎么拍下去啊。那个色鬼制片人，弄得我们俩女孩不尴不尬，自己却当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