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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饭店传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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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印Ｋ侨衔遣皇�20世纪应有的文明。他们沮丧极了，好像从万里之遥赶来赴一个丰盛的晚宴，好不容易赶到了，却发现宴会已经散了，连残羹剩饭都没有留下。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就想回国了。
有一天，他们到东单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去借酒浇愁，那里有五六张八仙桌，桌子的四周摆着黑漆条凳。空气里弥漫着酒味、烟味、汗味、狐臭味和劣质香水的怪味，混杂着外国兵的谈笑声、吵闹声。老板和伙计忙着为他们端上白酒、黄酒和“摊黄菜”、“木樨肉”等一个小饭铺能做得出的美味佳肴。
正在这时，一个法国士兵忽然嚎啕大哭起来。开始人们都很惊奇，后来才知道他是想家了。他哭诉道，在法国的时候，每当他回到家中，母亲都给他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餐，而且一定有一杯红葡萄酒。现在，他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不但看不到妈妈的身影，就连喝一杯真正的法国红葡萄酒也办不到，因为这一带的酒馆都是中国人开的，只卖中国的白酒和黄酒。那个活像大孩子似的法国士兵抹抹眼泪说：“如果现在能有一杯地道的法国红葡萄酒，再有一份哪怕是煎猪排、摊鸡蛋那样简单的晚餐，我都愿意用我的全部财产来交换。因为它们能使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就像回到妈妈的身边。”
话说到此，小酒馆的法国士兵也都听得黯然神伤，陷入了思乡之苦中。于是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唱，有人叫，弄得中国老板莫名其妙。
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傍扎和佩拉蒂忽然看到了商机，为什么不开一家酒馆呢？这个酒馆应当专卖欧美人爱吃的食品和地道的法国红葡萄酒，那样一定可以赚到钱。
他们好像看到了滚滚而来的法郎、美元、卢布、还有银元和“大清光绪通宝”……
于是他们就在苏州胡同南边，开了这么一家只有三个门脸的小酒馆。
傍扎和佩拉蒂的小酒馆生意的确不错，几乎天天满座，虽然这里常常乌烟瘴气，甚至常有洋兵喝醉了酒撒酒疯，可是毕竟赚到了钱。邵宝元是个学徒，钱拿得不算多，可是比在中国人开的店铺里当学徒要强。再说，邵宝元的法语在这里大有提高，就连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也学到了一些。
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6）
邵宝元满意了，可是两个法国老板却不满意，因为钱赚得越多，他们越觉得自己的酒馆太小，太简陋，只能供应酒和“煎鸡蛋”、“炸牛排”，更没有住宿功能。
1900年以后，外国人到中国的越来越多，有的来传教、有的来做生意。此外还有一批人，因久慕中国的东方情调、秀丽山水，特意远涉重洋跑来游玩。这些人都需要有个下榻的地点。而当时北京只有客栈一类的小旅馆，条件差、规模小，外国人很不习惯。善于发现商机的傍扎和佩拉蒂看清楚了这点，就想办一个吃住功能齐全的现代饭店。
应当说，他们的想法在当时很“新潮”，甚至可称得上“与国际接轨”。19世纪初，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些大饭店，被称为“Grand Hotel”，它们建筑豪华，装饰高雅，只有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才能住这种饭店。另一方面，那时在乡镇和农村还有大量的客栈，这些客栈设施简陋，有的甚至让客人挤在一起睡觉，吃的也只是家常饭。西方人称其为“Inn”。到了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了，火车、轮船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出现了，商务活动空前发展了，旅游业开始兴起了。对于广大商人和旅游者来说，“Grand Hotel”不适用，它们太奢侈，而且门槛也太高，“Inn”又太简陋，连一些基本的设备都不具备。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既能提供舒适、周到的服务，价格又比较适中的饭店。傍扎和佩拉蒂的想法不仅适应当时这股世界潮流，而且更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很早就有了旅馆类的设施，当时叫“逆旅”。“逆”，按《说文解字》的意思是“迎也”，“逆旅”即是“迎接旅客”的意思。不过早期的“逆旅”只是农家的庄园田舍，是主人在农耕时兼营的“第二职业”，因此，只有最基本的食宿。以后，随着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的发展，才有了驿馆、馆舍、驿站、旅店等。明代（公元1441年）在北京御河桥边建立的“会同馆”，有客房763间，其规模之大，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但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饭店。那时外地来京者，有身份的官宦住官邸；普通人住会馆或是友人的宅院。当时北京城内私人旅馆很少，供一般行人食宿的客栈、客店大都设在城外，它们设备简陋，往往是一房一炕，一炕睡四人。客栈没有饮食供应，只能代客去饭馆购买。此外，还有设于城门附近的骡马店，它们以来往北京运输的大车夫为服务对象，这样的骡马店当然很简陋。不过条件最恶劣的还是“鸡毛小店”，这种小店每晚只收五个铜子，投宿者只是免去露宿之苦而已。因为长期的闭关自守，更由于长期的内乱与外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抑制，因而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也只有客栈性质的“客店”和“馆驿”，现代意义上的饭店一个也没有。而傍扎和佩拉蒂想建现代饭店的想法，正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
。。
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1）
1901年，一个冬天里阳光和煦的日子，在北京东单牌楼的西北角，傍扎和佩拉蒂的新店要开张，它高悬起一块牌匾，上有四个金光大字……
没有烟花和爆竹，没有春联和欢笑，1901年悄悄地来到了北京。这一年和1900年一样，是在中国历史上写满了耻辱的一年。9月7日，历史上有名的不平等条约之一——《辛丑条约》在北京正式签字。
一个冬天里少有的阳光和煦的日子，在北京东单牌楼的西北角，有一家店铺要开张，这在当时冷清、萧条、凄凉的北京是十分难得的，因此一大早就有人聚在这里，想看看热闹，借以暂时忘却生活的不幸与艰难。按当时的风俗，老店重新开张或是迁址的店铺在新址开张，都称为“重张”，只有新的店铺开业时才称为“开张”或是“新张”。无论是开张或是重张的店铺，开业前一天都要把各界名流、亲朋好友、同仁同业送来的贺幛高悬起来，既是让过往行人观看，显示自己的实力与影响，也是对送贺幛的人表示谢意，这称之为“亮张”。这家店铺从昨天起就开始“亮张”了，在门前搭起了牌楼，挂起了彩球。一面面杉槁支起的架子上挂满了大红的贺幛，上书各种吉利的贺词：“大展宏图”，“财源茂盛”，“前程如骏”，“本固枝荣”……直到开业仪式开始之前还有贺客络绎不断地抬着贺幛前来祝贺。看热闹的人中间，有人在互相询问：“这儿开的是什么买卖？哪位大掌柜开的？”
“是饭店，洋人开的。”
“我说呢！如今这年头，中国人谁还敢开买卖？赚了钱也得让洋兵抢了去。”
“饭店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饭庄子，就像‘聚丰堂’、‘东兴楼’一样？”
“不一样，这饭店不光有宴席，还能住店。”
原来，这就是傍扎和佩拉蒂新迁来的店，地点就在现在东方广场的东边（原东单菜市场的西边）。1949年以后，这里一度是北京日报的社址。新店开张，两位老板就想给自己的酒馆取个既响亮又动听的名字。这不但是图个新鲜，更因为他们要开办的是一家食宿功能齐备的新式饭店。可是取个什么名字呢？他们真是绞尽了脑汁。德国皇帝的尊姓、法国王后的尊名、欧洲的名山、美洲的名川、花卉的芳名如“勿忘我”、“郁金香”，女人的爱称如“玛丽”、“碧姬”；动物的大名如“袋鼠”、“狐狸”等都考虑过了，可就是想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名字。
这天，傍扎和佩拉蒂又在为店名心烦。后来，两人干脆走进餐厅，想借葡萄酒来刺激一下腻住了的脑子。这天，客人不多，只有两桌。其中一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一边吃，一边在争论着中国的富国强兵之道。另一桌的客人凑巧都是傍扎和佩拉蒂的朋友。他们听说两位老板为店名绞尽了脑汁，就关心地询问了起来，并且说，他们都准备了贵重的贺礼，但不知道礼单上怎么题写两位老板新开张的宝号。
傍扎和佩拉蒂叙述了一番他们的苦恼，也讲了一番那些搅得他们头昏脑胀的店名。傍扎叹口气说：“这些名字简直就像炸得太老的牛排，咬又咬不动，丢掉又可惜。”
“的确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更没有任何新鲜感。活像一堆穿旧了的皮靴。”客人们也都说。
席间有一位锦衣绣袍、举止儒雅的中国人说：“依鄙人之见，不妨叫‘巴黎大饭店’。巴黎城美、花美、人亦美，有‘花都’之称，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是在北京开一家‘巴黎大饭店’，中外人士慕名而来者，必然踊跃。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2）
开始，还有人说这名字不错，可是马上又被另一位客人否了。他说：“诸位先生，你们可能忘了，巴黎已经有一家举世闻名的‘巴黎大饭店’了。”
傍扎拍拍前额说：“是的、是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建于1880年，比我们到中国的时间还早20年。”
佩拉蒂也说：“非常对，它是1880年建立的。它非常豪华，非常大，在欧洲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它。”
有位外国客人说：“都说中国很大，可是中国太落后了，连现代一些的饭店都没有。这真是遗憾。”
闻听此言，邻桌一位穿长袍、蓄长髯的先生忽然感慨起来，他激动地大声说：“诸君听到了吗？莫说大清国没有新式工厂、新式军队，就连新式饭店也没有。巴黎有‘巴黎饭店’，北京可有‘北京饭店’？”
此言一出，两个法国老板受到了启发。傍扎叫道：“对，巴黎有‘巴黎饭店’，为什么北京不可以有‘北京饭店’？我们就叫‘北京饭店’吧！”
佩拉蒂也说：“太好了，这真是个好主意。‘北京饭店’这个名字非常好！它能够给人丰富的想象，让人想到红墙黄瓦、雕梁画栋的宫殿，绿树成荫的街道，穿长袍马褂的男人，还有穿旗袍的苗条女人。是一个充满了东方情调的名字。”
那些客人也都说这个名字好。巴黎是西方的大都市，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北京是东方的古都，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何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北京”充满了神秘的东方色彩，是中国皇帝的所在地，有着皇家气派。
大家越说越高兴，就这样，傍扎和佩拉蒂决定把自己的新店命名为“北京饭店”。他们还决定，开业典礼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要按中国的规矩办，以便显示他们已经是“中国通”了。按中国的规矩，迁址的店重新开业本应当叫“重张”。不过，既然现在名为“北京饭店”了，那就是新生的一个饭店，就应当叫“新张”或“开张”，而不叫“重张”。
不用说，为筹备开业，邵宝元更是忙。当金字招牌刚刚做好时，傍扎和佩拉蒂都曾经问他：“邵，‘北京饭店’这四个字，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被北京有名的风沙磨得褪色吗？”
邵宝元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想了一想说：“不会吧。”
他说这话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他只是宽慰老板，也是宽慰自己，因为饭店不倒，他的饭碗才有保证。
傍扎和佩拉蒂点点头，其实他们对邵宝元的话也是将信将疑，甚至不信比信的成分更多些。可是他们比邵宝元更需要宽慰自己。
无论是傍扎、佩拉蒂还是邵宝元或是那些贺客，那时根本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北京饭店”这四个字从此将深深地渗入中国的历史中。
开张盛典热闹非凡，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在一片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由一位特别邀请来的名人把盖在金匾上的红绸揭去，顿时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北京饭店”展现在人们面前。傍扎和佩拉蒂为了展现他们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今天特意穿上了中国的长袍马褂，胸前戴着红花，满面红光地向前来祝贺的客人频频行礼，和有的客人握手，对有的客人打千，朝有的客人作揖，向有的客人鞠躬，与有的客人拥抱，间或还得吻女宾的纤手。
总之，根据来宾的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中外古今的礼节都得用到，把两位洋老板忙得不亦乐乎，甚至累得汗流浃背，可是这一点也不能减去他们的兴奋与欢乐。
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3）
贺客们向主人致过贺忱之后，就走进那高悬彩带、彩球和“北京饭店”匾额的大门，去赴庆贺新张的宴会。他们看到的虽然是一个中国式的院落，却是一个崭新的饭店：前院是三合房的布局，房子是新漆过的；东厢房是酒柜，有洋酒，也有中国酒；西厢房是摆着沙发的客厅，北上房是餐厅，院中还有一口井，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自来水，这口井自然给饭店和客人带来不少便利。饭店用气灯照明，那时北京没有电，这也属当时最“现代化”的设备了。饭店的后院开了二十多间客房，洁净轩畅，闹中取静，幽雅恬适。它的布置是中西合璧的，四梁八柱的中国式房屋里摆的许多用品，如沙发、软床等却是西式的。据说，这“中西合璧”式的装修风格由北京饭店开风气之先，在清末民初竟成了北京装饰高档旅馆和宅第的一种“时尚”。这时的北京饭店，单人间每天三块，双人间五块。一日三餐，饭店都有供应，早餐七角，午餐一块五，晚餐一块七。这个价格对外国人来说，不算贵，因此开业以后，几乎日日客满。
中国人认为成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
傍扎和佩拉蒂占有天时之顺，他们经营苏州胡同南边的小酒馆和“北京饭店”时，正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联军在北京的驻军曾达到十万之众，再加上到中国传教的、经商的、进行文化交流的，那外国人就更多了。而北京饭店在那时就能够为外国人提供食宿服务，正迎合了外国人的急需，因此是占天时之顺。
傍扎和佩拉蒂也据有地利之便。根据列强和清政府达成的不平等条约，使馆区范围扩大，要在使馆区周围设置“隔离带”，把中国人和使馆区隔开，这么一来。东单头条往西的一片民房和建筑就要拆掉。傍扎和佩拉蒂选的新址正好在拆除民房以后的马路边，也就是在现今东长安街的路北，靠近东单牌楼。那里很快成了一个为使馆区服务的商业区，因此，在百业凋敝的北京，那一带却成了一花独秀的繁荣地区，同时也成了外国人寻欢作乐的地方，被商家认为是个财源。饭店的东邻有一座小洋楼，那是一家外国女人开的洋妓院。“北京饭店”开在这里不可谓不占地利之便。那时，这个“北京饭店”的单人间每天为银元三块，双人间五块，早餐七角，午饭一块五角，晚餐一块七毛五。住房吃饭当天结算。
傍扎和佩拉蒂也善于经营。比如，为了方便外国人在北京游玩，饭店组织了人力车夫在饭店门口为客人服务。这些车夫都穿着北京饭店的“号坎”，一是表示这些车夫都是由饭店严格挑选的，二来为的是客人丢了东西便于对着“号坎”上的号码寻找。三来也是为了避免车夫们为“争座儿”而打架。他们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而且模样透着精神，一如老舍先生笔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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