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焦点问题:对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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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7）
许智宏：这个大问题了。我想这样说吧，大学肯定是培养社会的高端人才的一个主要的基地，但并没有排他性。并不是说别的地方就不能培养，但它肯定是个主要的。毕竟自从有需要以来，特别现代的高等教育以来，为社会各方面培养了一大批的精英。这的确是个事实。因为它的师资的力量，它的各方面的历史的沉淀，它的学生的素质确保了它有可能培养精英的，但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大学，不同的学校要把自己的位置定好，我究竟为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问题没想好、定位没定好，你就会失去你这个大学存在的价值。
　　陈伟鸿：其实刚才我们现场这么热烈的讨论都是由我们许校长的两句话引发而来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三句话准备好了。这是什么样的三句话？它又将会在现场带来什么样热烈的讨论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研究生招生考试要取消”
　　陈伟鸿：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许智宏先生。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和许校长一起回顾了他曾经说过的两句话，但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来揭开第三句话的谜底了，这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我们一块看一看。我们在这个题板上看到的是非常简单的几个字“研究生招生考试要取消”。事实上我们可以来还原一下当时您说这句话的情形。这是在去年的12月4号，您到广西大学去发表一次演讲，题目是《一流大学与人才培养》，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会说要改变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这种情况？
　　许智宏：前因后果是这样的，我讲研究生是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我讲我们的学生已经够苦了，我当然有点半调侃。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考过来，研究生还要考试，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主张总有一天这个研究生考试（要取消）。
　　陈伟鸿：为什么要讲这个话？是不是因为您看到了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制度当中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弊端？
　　许智宏：大学如果讲它是打一个基础的话，研究生是培养你某一方面的专才或者研究的能力，这种情况是不能拿考试考出来的，我们更需要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的考察。我们高考就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根据全国统一考试或者省的考试，根据成绩录取。研究生如果再按这种方式来录取的话，那我觉得真正我们要培养创新人才最后一步都把它扼杀掉了。
　　陈伟鸿：那如果说您现在要招一名研究生的话，比如说你会出什么样的题来考查他的这个素质？
　　许智宏：我更多的希望，比如他的经历。
　　陈伟鸿：看大学的经历。
　　许智宏：比如他大学做过哪些。我是学理科的，因为书本知识，我想基本上哪些大学它达到什么水准我清楚得很，全国哪些大学的生物系的水平应该达到，基本上他只要班上不是差得很多的话应该基本上过得去，但是他的能力怎么样，比如动手的能力、思考的能力怎么样，那从他的经历看得出，他做过哪些实验，他有过那些经历，创造过哪些实践，通过一次考核，几个教授大家坐在一起谈一谈。我想就可以基本判断出来。
　　陈伟鸿：其实说到高考，我觉得尽管现在对高考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意见都有，但至少它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是保证公平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都不考试了的话，那么这种公平性到底从哪里来体现出来？许校长，如果您招研究生，您也不用让我们大家都来考，如果以往的话，我的分数比你少10分，我考不上我心服口服，那是我成绩比你差。但今天取消了考试了，都是教授说他能力强他就强，说他基础扎实他就扎实，那我就会觉得有一些不公平。
　　许智宏：媒体上讲，许校长讲北大马上要取消考试。我讲我从来没有讲过北大要马上取消考试，但是我希望逐步逐步改造。我们更多主要考他们的能力，现在马上取消考试大家的确都有问题，但我们北大比如讲考试试题要灵活，更多考能力，另外逐步逐步减低笔试的权重，更多来对他其他各方面进行一些素质的综合能力的考试。因为你想全世界我想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研究生还要考试的，也许我孤陋寡闻，至少发达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研究生录取，搞什么全国统考录取研究生。
　　

我的大学（8）
陈伟鸿：孙教授，你觉得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保证大家所关心的公平？如果一旦我们把考试的权重降低的话。
　　孙东东：对，要有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程序要公开，录取的程序，招生的程序要公开。公开便于社会监督，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公正性。
　　陈伟鸿：你觉得在今天的教育资源应该还是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大家非常看重它的公平性，关于公平，许校长有一句话好像也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句话。许校长，您回忆一下，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教育没有绝对的公平”是不是又有一点断章取义的感觉？
　　许智宏：我记得多年前，山东青岛有位同学写信给陈至立同志，当时她是###长。青岛的那位同学，他考分考了很高，比全国的很多别的地方的人都高，但是他不能去到好的大学。也有人主张，应该把全国所有的考生都放在一起按分数来录取，我是针对这个讲的这个话。我讲教育没有绝对的公平。作为北大，作为一个国家的直属大学，我必须确保我的生源的多样性，我必须确保我的学生来自全国的各省市。你如果全国统一地按分数的话，那也许北大的学生全是沿海城市，那西部的很多后进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许根本就没机会。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想表达这么个意思。
　　陈伟鸿：但是人家可能会问你，作为一名教育家，难道你的内心不希望我们的教育是绝对公平的吗？
　　许智宏：肯定希望绝对公平，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
　　陈伟鸿：做不到绝对，尽管我们希望。
　　许智宏：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际上没有完全一样子的东西。
　　陈伟鸿：现在如果说教育的现状是一种相对的公平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它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存在着，在这么多的不公平当中，作为校长，作为教育家，您觉得什么样的不公平是您最不能容忍的？是最需要我们来面对和解决的？
　　许智宏：从我个人来讲感觉，我们的不公平还不在于我们这个或者是不是按人口比例，真正我们有这种创新能力的人能不能通过我们高考这种形式，把他们选择出来。我们现在正在以考试的成绩来论英雄。
　　陈伟鸿：唯一的一条路。
　　许智宏：唯一的一条路。当然现在###对全国大概有30来个学校，允许他们所谓有5％的自主权，这个自主权也不是讲我们校长有哪些名额给谁就是给谁，这种自主权就是我们到全国各个中学去，他们来推荐，同学也可以自己推荐，但是我们还是要到全国各地面试，根据他平时综合的素质，我讲OK。也要参加全国的高考，但是我可以减少，原来我们减少20分是吧，今年减少30分还是20分。
　　孙东东：个别特别优秀的学生。
　　许智宏：我们可以减分到一定的幅度来录取他，这可能是做到相对公平的一种方法。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公平的现象当中我们台下的各位来宾大家对哪一点，觉得说它最应该是我们现在解决的。
　　高　　　　燃：最大的不公我觉得还是这种城乡之间的不公，为什么？我刚才又举了一个例子，北京的一个高中98％或者95％以上的学生是能够上大学的，北京又是99％的人是能上高中的。但对一般的农村来说，5％不到上高中，然后又剩下50％不到上大学，当然这50％都是非常差的学校了。我自己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我赶紧挣钱，然后在我们家乡建一所非常好的高中，然后请非常好的老师来解决我们家乡的问题。然后我当然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以后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能够为家乡做点贡献。那我想就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郑渊洁：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刚才许校长说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到高考这个不公平，某一方面很有特长的孩子但是他其他的科，有的科可能拉了他的分，这样剥夺了他在大学深造的机会。这个是一个不公平。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就是说由于现在从小学到中学，衡量孩子的优劣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考试分数，所以说导致一些很善于记忆的孩子，过目能诵的这种学生他就受到老师的褒奖，和一路受到重视。
　　

我的大学（9）
罗晓明：我认为公办民办大学现在就非常不公平，这么多的钱，比如说国家的钱，也都是纳税人的钱，但是它都给了国立大学了，可是私立大学现在没给他钱，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多年来的做法应该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学习的做法，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存在着，公办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这种投入上面的这种差异，就是说投给你国家的钱投给你国立学校的，跟投给你私立学校的钱，完全是在同一个标准下面的投入。
　　◆“最苦恼的还是教育经费问题”
　　陈伟鸿：说这到经费问题，大家似乎都有话要说，其实关于经费我知道许校长，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来，我们看一看这句话是怎么说的。这句话也是引发了，很多人讨论的一句话，“许校长最苦恼的是经济问题”。现在听说在大学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大学的校长会做学问、会管理这些都不重要了，这是必备的技能了，那更重要的技能就是要会去找钱，到处去化缘。我记得许校长曾经说过，经费给你的压力特别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许智宏：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些感慨，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困难，当然困难的程度也是不同。作为大学来讲，我们承担了很多不该是大学承担的事，随着发展，你比如我们还有个问题，我们社会保障系统没有，随着年岁的增加，我们的离退休人员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北大离退休人员，马上就要达到8000多人。我们去年光离退休人员用于待遇1亿两千万，这都是按照国家的规定要付。###直接给我们的，大概就是4000万左右。那就是说中间一大部分要我自己想办法去弄。
　　陈伟鸿：所以您觉得压力特别大？
　　许智宏：是。
　　陈伟鸿：许校长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有一个账单，要跟许校长来对对账，可能我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所以会觉得北大其实很富了。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的时候，国家因为要建设一批一流的大学所以给北大，又拨了一个18亿的专项款，这是特别教育经费，那么在2004年到2007年期间，好像又拨了18个亿。如果北大都还觉得太穷觉得钱不够花，那其他学校怎么办呢？
　　陈伟鸿：我到北大这儿6年半多一点，大学的确长期以来，我们坦率来讲国家的欠账比较多。这几年实际上第一期的18亿，很大一部分用于基建，当然我们讲大学主要不是靠大楼，我也同意主要靠教授。但今天说实在的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设施，大学要留住人不可能，即使美国哈佛我这几年都去过，耶鲁。每年都在造大楼，耶鲁大学最近又在搞个生命科学大楼，一个多亿。
　　陈伟鸿：教学的硬件一定要提高。
　　许智宏：对！随着科学的发展，很多新的领域在出来，我怎么可能不去造些新的设施呢？而现代的科学研究的确是投入比较多，。中国的科学创新，国家不可能就拿中国科学院作为试点，它不把全国所有的科研单位去做试点，那也承受不了。，我同意，第一期可能国家根据大致的一个估计（给了北大一笔经费），逐步逐步我觉得应该公平，每个大学都去申请。
　　陈伟鸿：许校长，我想请教您一下，您一直觉得这个钱，经费，给您的压力特别大。那么到什么时候，您才会觉得这个经费没有压力，就是多少经费你觉得够？
　　许智宏：对于北大来说，一年的话，肯定是随着发展，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需求。我想没有哪个大学校长会讲钱够用的，包括外国的大学，即使哈佛，它每年也在继续不断弄更多的钱。
　　陈伟鸿：在这个经费的问题我们不妨来发挥一下郑渊洁先生特别强大的想像力。我们来想象一下，因为《对话》节目在经济领域还是比较有影响的，说不定您今天在这儿呼吁了一下之后，很多经济界的人士会愿意伸出自己的援手，来帮助北大解决一些经费上的困难。我们就大胆想象一下，比如说节目一播完，又有18个亿来到了北大的账上，而且这18个亿是可以由校长来支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许校长会怎么来花这18亿，我们大家也不妨做一下临时校长，你觉得这18个亿花在什么上面才是真正花在刀刃上。
　　

我的大学（10）
郑渊洁：我就拿这钱全部来把北大的师资弄成是全世界第一流。
　　陈伟鸿：您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全球招聘最好的老师。
　　郑渊洁：都是那种蔡元培、胡适这样的，就是说季羡林这样的，就是真正的大师。
　　陈伟鸿：好，都要达到这样的水准。如果侃侃你现在担任北大的校长，这18个亿你最想为北大做点什么呢？
　　茅侃侃：我会请比如说像专门管财务的财务官也好，管教研的，管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把我这些可能平时都是在行政体制下，一个校长该具体去做的事情都分到副校长去做。我可能要么就是去专攻我所期望的这个领域的一个学科的教研，或者说我拿这个18个亿还剩下的一部分钱用来给老师们提高工资，鼓励这些老师们去做一些跟商务领域有关系的这种东西，让老师们把更多的市场上的东西能够带给学生，而不是整天抽出精力去跑项目、跑科研经费。
　　陈伟鸿：好，茅校长说完，真正的罗校长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的北大的校长，有这18个亿你要花在哪儿？
　　罗晓明：希望花很多的钱去世界一流的大学里面，请几个副校长来做我的助手，那么真正的，因为如果世界一流的校长副校长来了之后，他们能够用世界的眼光能够把世界的人才再引入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的感觉上面可能我们这个钱真需要花在这个地方。
　　陈伟鸿：孙老师，如果这个时候您又可以过一把校长瘾的话，这18个亿您觉得咱们北大应该花在什么地方？你最想花在哪里？
　　孙东东：第一件事还得继续盖大楼。
　　陈伟鸿：这是刚才前面几位校长都没提到的。
　　孙东东：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设施还是50年代的，第二个用这笔钱培养自己的教师，要把引进和培养结合起来，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另外一个第三部分，就要把钱用在教学科研上，我认为重点放在教学上。
　　陈伟鸿：好，我们来看看高燃校长，刚才正在冥思苦想该怎么花这笔钱。
　　高　　　　燃：我觉得我如果有这么多钱，当然我没看到过这么多钱，如果有这么多钱，我会拿出充足的钱来帮助学生，比如说很多贫困学生，他来的时候买不起电脑、交不起学费，你就给他多一些奖学金或者贷学金，我想如果说北大没有一个人因为没有钱而受不了良好教育的话。那我想我这个校长就当对了。对吗？许老师。
　　许智宏：这是我的承诺，我到北大就承诺，向社会，绝对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