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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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会给她一小口加香料的热萄葡酒，两片阿斯匹林，再将高烧吻退。我脱下她的衣服。她的呼吸酸甜参半。她褐色的小鼻子有股血腥味。她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她抱怨说上脊健骨疼得厉害———我象所有美国家长那样想到了小儿麻痹症。放弃了所有性交的希望，我用一条盖膝布将她包起来，抱她上车。这时，好心的海斯夫人已经报告了当地医生。

　　“事情出在这儿，你真是幸运，”她说；不仅因为布卢是这地区最好的大夫，而且因为埃尔芬斯通医院现代得不能再现代了，尽管容量有限。我向彼地驶去，低地那边辉煌的夕阳眩迷了我的眼睛，带路的是一位小老太太，一个便携式巫婆，可能是他的女儿，是海斯夫人介绍给我的，我以后再也没见过她。毫无疑问，布卢医生，其学识大大不如他的声望。他确定是病毒感染。后来我提起她最近得了一次流感，他简慢地说，这是另一种病菌，他手上就有四十起此类病历；这一切听起来都象是古人的“疟疾”。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提一提，漫不经心地笑着提一提，我十五岁的女儿和她男朋友爬一面讨厌的围墙时出过一起小小的事故。但我知道我有些醉了，

　　就决定保守这条消息，以后必要时再说。我告诉一位面孔板滞、金发碧眼的母狐狸秘书，我女儿的年纪是“实数十六”。我一不注意，我的孩子就被带走了！我坚持要求在他们该死的医院一个犄角旮旯里一块“随便可坐”的地毯上过夜，但徒然得很。我跑上一段段极富建设性的楼梯，想追上我的爱人，告诉她最好不要多嘴，尤其是烧得头昏眼花的时候。一会儿，我却冒犯了一位年轻、非常无耻、臀部发育过大、眼睛灼热——巴士克人的后裔，就我所知——的护士小姐。她的父亲是个外来的牧羊人，训养牧羊犬。最后，只好回到车上，等在里边，佝偻着坐在黑暗中，不知道有多少个小时因我新生的孤独而耗掉了，此时，我张大嘴巴，一会儿朝外望着灯影昏暗、矮墩墩蹲伏在两条草地街之间的医院方形大楼，一会儿望望薄的星云和高山上锯齿状的银色护山墙，玛丽的父亲、孤独的约瑟夫；洛尔就在那边，正梦见了奥罗罗。

　　拉戈尔；罗拉斯———我怎么知道——或正勾引着一只母羊。这种芳香却很无赖的念头在非同寻常的紧张时候，对我就总是一种安慰。只是我因无尽的黑夜而渐趋感觉麻木时，才想到要开车回汽车旅店。小老太太早已不见了，我对路又不很熟。宽阔的碎石路与沉寂、长方形的阴影纵横交错。我认出侧影象绞刑架的什么东西在大概是学校操场的什么上，而在另一条荒地似的街上；在死寂中，某个地方区凄凉的教堂耸立着。我终于找到了高速公路，继而又找到了汽车旅店，上百万只所谓“粉蛾”，一种昆虫，群集在“无空缺”字样的霓虹灯外围；清晨三点时，洗了个不合时宜的热淋浴，它象腐蚀剂，只能使失望和疲倦愈加顽固，我躺在她散发着栗子和玫瑰以及薄荷油，还有非常清淡、非常特别的法国香水气味的床上，香水是我后来才允许她用的。这时我发现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两年来这还是我第一次与我的洛丽塔分开了。突然间不知怎么我想到她的病是那个主题的延续——与我们旅途中一系列使我迷惑，使我受尽折磨的连锁感觉气味相同，音调相同；我想到了密探，或秘密情夫，或恶作剧人，或幻觉之影，不管他是什么，我想象他在医院周围徘徊——用我出生地那些栓熏衣草人们的话说，奥罗拉才刚刚“捂热了手”，我就想重新进入那座地牢，敲开它重重的绿色之门，没吃早饭，没拉大便，满心绝望。

　　这天星期二，星期三或星期四，她接受了什么“血清”（麻雀的精液或儒艮的粪便），反应极佳，便好多了，医生说两天之内她又可以“欢蹦乱跳”了。

　　我去看过她八次，只有最后一次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
　　大功就要告成，因为我感觉到感染那时也开始袭扰我了，象是要把我全部挖空。没有人会知道那种辛苦，要携着那花束，那爱情的重负，以及我走了六十英里才买到的书：布朗宁的《戏剧作品集》、《舞蹈历史》、《小丑与耧斗菜》、《俄罗斯芭蕾》、《岩中花》、《戏剧指南选读》、十五岁获得全国中学女子单打冠军的海伦威尔斯著《网球》。当我摇摇晃晃敲响了我女儿十三美元一天的单人病房门时，那个年轻讨厌的护士玛丽洛尔出来了，对我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反感，她手里正端着个一干二净的早饭盘，便倏地—下把它摔到走廊的一张椅子上，而后屁股摇摆着冲进了屋——可能是去通知她可怜的小多洛雷斯，她残暴的老爸爸正穿着绉纱底靴偷偷摸摸地爬上来了，手里还拿着书和花束：后者是天刚亮时我在一个山口，亲自用戴手套的手采集的野花和美丽的叶子编织成的（那关键性的一星期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

　　给我的卡门茜塔吃的好啊？我不经心地瞥了瞥那只盘子。盘子里有几星蛋黄，还有只皱巴巴的信封，里边有过东西，因为有一边撕开了，信封上没有地址——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只伪造的邮戳图案，以及用绿笔写的“庞德罗萨洛奇”；我和玛丽玩起捉迷藏，她这会儿又匆匆忙忙走了出来———真妙，她们行动得那么迅速，可做的那么少，这些大屁股护士们。她怒目横眉看了看我放回去的信封，它已平展了。

　　“你最好别动，”她说，有所指地点点头，“会烧了你的手。”
　　要回答就降低了尊严。我所说的是：
　　“我认为这是收费单———不是一张好意的便条。”而后，走进那间阳光融融的房间，走向洛丽塔。“你好，我的小人。”
　　“多洛雷斯，”玛丽洛尔脚跟脚进来，赶上我，超过我，这肥硕娼妇，而后一边眨着眼，一边非常迅速地叠起了一条白色法兰绒毛毯：“多洛雷斯，你爸爸认为你收到了我男朋友的信。是我（得意扬扬地在她戴的镀金小十字架上敲了敲）收到的。我爸爸法语说得象你爸爸一样棒。”

　　她出了房间。多洛雷斯，艳如玫瑰，浑身赤褐色，嘴唇刚刚涂过唇膏。头发清爽地刷过，裸露的双臂伸到床单外边，躺在床上用天真的目光熠熠地望着我，或望着空中。床头桌上，靠着餐巾纸和铅笔旁边，她的黄晶戒指在阳光下闪烁。

　　“多么死气沉沉的花，象送葬的，”她说。“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但你是不是能省去法语？惹得所有人讨厌。”

　　那熟透了的小贱妇又以正常的冲刺速度回来了，满身尿味和蒜味，手拿《德塞列特新闻报》，她美丽的病人心急火燎地接了过去，对我买的一本本豪华版书籍置之不理。
　　“我姐姐安，”玛丽说（充满回忆地加些介绍）“在庞德罗萨那地方工作。”
　　可怜的蓝胡子。这些残忍的兄弟。你不再爱我了，是么，我的卡门？她从来没爱过。那一时刻我知道的我爱人象平时一样令我绝望——我还知道这两个女孩都是阴谋者，图谋在巴士克或泽门菲利安背叛我的爱情。我要继续说下去，洛正在玩双打，因为她也在愚弄多愁善感的玛丽，我猜想，她已经告诉过玛丽，她想和她摸样滑稽的年轻叔叔一起生活，而不是和残酷、阴郁的我。还有—位我从来不认识的护士，一位健乎乎的农村人，驾车拉着床和棺材运进电梯，还有候诊室室里一个笼子里关的痴痴呆呆的绿色情鸟——所有这些都是在那谋划中心，卑鄙的谋划。我猜想玛丽一定认为有趣的父亲亨伯托尔第教授是在干涉多洛雷斯和她父亲的代替者、矮胖子罗密欧之间的浪漫事（因为你过去好胖，你知道的，罗密，尽管吃尽各种“白雪”和“快乐汁”）。

　　我的喉咙痛。我克制着，站在窗边，凝望山岳，凝望耸立在笑里藏刀的天空下的浪漫巨石。
　　“我的卡门，”我说（以前我有时也这么叫她）。“你一能下床，我们就离开这个野蛮、阴冷的城镇。”

　　“顺便说一句，把我的衣服全找出来，”吉普赛女郎说，弓起双膝，又翻到下一页。
　　“……因为，真的，”我继续道，“在这儿呆下去毫无意义。”
　　“哪儿都一样，”洛丽塔说。
　　我坐进一张印花棉布椅里，打开那本迷人的植物学著作：

　　在屋里患热病的肃静中，试图鉴别一下我的花。这真是不可能的。这时走廊里不知什么地方的音乐铃轻轻地响了起来。
　　我想住院的病人不会超过十二位（三或四位是癫狂症患者，洛快活地告诉我的），医务人员闲暇很多。但是——同样出于需要——院规是严格的。而且我来的也总不是时候。并非没有梦中恶念的蠢动，而是理想的玛丽（下一个，就会是飘浮在“呼啸峡谷”中穿一身蓝的美妇人）拉住我的袖子，把我领了出去。我瞪一眼她的手；它放下去了。当我离开，自愿地离开的，多洛雷斯提醒我明天早晨给她带……她不记得她要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给我带，”她叫道（已经看不见了，门正在移动着，就要关上，关上了），“灰色的新皮箱，还有妈妈的大衣箱；”但是第二天早晨，不想我就在汽车旅店那张她仅占用了几分钟的床上浑身打起颤，狂饮了一番，几乎死在那里，在酒气循环、膨胀的情况下，我能做的就是请那位寡妇的情郎，一位粗壮又和善的卡车司机送去她要的两只箱子。我想象洛向玛丽焙耀她的宝贝……毫无疑问，我有几分昏迷了——第二天，我的热度仍然不稳定，因为当我透过浴室的窗户朝外望着毗邻的草地时，我看见多丽漂亮的新车支在那儿，优美的前轮看起来离我很远，总是如此，有一只麻雀栖息在车座上——但那是女主人的自行车，我笑了笑，对我饥渴的狂念摇了摇我可怜的头，我又蹒跚着回到床上，静静地躺着象已步入天国的圣徒——圣人，的确！当褐色的多洛雷斯在一片太阳的绿色中伴着桑切卡读着一本电影画报的故事——无论多洛雷斯到那儿，总有数不清的人这么描述，在城里，还总有盛大的国民庆祝，爆竹、真正的炸弹。不停地爆燃。午后差五分两点时，我听见我的小屋半遮半掩的门边传出一声口哨，而后门上就挨了一拳。

　　是大个子弗兰克。他站在门框里，一只手撑住侧柱，微微朝前探着身。好哇。洛尔护士打来电话。她想知道我是不是好点儿了，今天会不会去？

　　隔二十步看弗兰克，他象一座健壮的山；五步以外，就象现在，他是疤痕累累，红润的玛赛克——在海外遭过难；但是，尽管受过不齿的伤，他照样能操纵一架巨大的卡车，能钓鱼、打猎，饮酒并且快乐地和路边女士们调情。那一天，既不因为是个大假日，也不单单因为他想转变病人的注意力，他脱下了他总戴在左手上的手套（那只抵在门边上的），而后向迷惑不解的痛苦人露出西盟指和小姆指的齐斩斩的空缺，不仅如此，还露出了一个裸体女郎，朱红色的乳头，靛青色的三角区，迷人地刺在他伤残的手背上，他的食指和中指做她的双腿，他的手腕刻着她戴花冠的脸。噢，妙极……

　　斜倚在木门上，象个狡黠的小神仙。我让他告诉玛丽洛尔，一整天我都要呆在床上，如果明天感觉好些，就同我的女儿联系。他注意到我的视线，索性使手背上的女郎多情地扭扭右臂。

　　“好吧，”大弗兰克叫道，拍了拍门侧柱，吹着口哨，把我的口信带走了；我于是继续喝起来，到早晨时热度便退了；尽管我软弱无力象只蟾蜍，我还是在玉蜀色睡衣上套了一件紫色晨衣，朝事务处走去按电话。一切都很好。一个响亮的声音告诉我是的，一切都很好，前一天我的女儿做了检查，两点钟左右，她叔叔，古斯塔夫先生来接她，带着一条长毛、短腿、小耳朵小猎狗和一副向人人奉送的微笑，以及一辆黑色的卡迪拉克，并用现金付了多丽的帐单，还让他们告诉我不必担心，注意保暖，按约定他们现在在“祖父”农场上。

　　埃尔芬斯通过去是，我希望现在仍然是，一座非常娇美的小城。它铺展开就象副模型，整洁的绿羊毛树，红顶的房舍覆在山谷平地上，我想我以前就提到过它的模范学校和教堂以及宽敞的长方形街间空地，奇异的是，这些空地中只有些非正规的草地，零散的骡子或独角兽在鲜嫩的七月清雾里变得痴痴呆呆。很有趣的是：在一处碎石呻吟的急转弯处，我与一辆停靠的车擦身而过，对自己说——而且，（我希望）它做姿做态的主人能精神感应到我的话——”我还会回来的，回来问候伯德学校，伯德，新伯德，它的的杜松子酒使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但使我的神思恍惚，象做梦一样脑中颤倒三四之后，我发现自己坐在接待室里，想将医生痛打一顿，对着椅子底下的人咆哮，并且大声疾呼斥骂玛丽，她很幸运当时没在场；许多粗糙的手拉着我的晨衣，撕开了一只口袋，不知怎么我坐到一位秃顶的病人身上，错把他认作布鲁医生，结果他站起来，用反常的口气说道：“到底谁是神经病，我说？”。——而后一位骨瘦如柴、面无悦色的护士递给我七本美丽的美丽的书和一条叠得精致的格子呢膝布，要我写个收条；就在突来的静谧中，我看清走廊里有位警察，刚才被我蹭了一下的年轻驾驶员正向他指点出了我，于是我温顺地签了那张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收据，就这样把我的洛丽塔交付给了那些人猿。我还能怎么做？事情简单明了：“眼前的自由就是一切。”一个错误的行动——我很可能就得被迫去解释犯罪的生活。因此我假装一阵晕眩突然袭来。对我年轻的驾驶员，我付给他他认为公平的赔偿。对布鲁医生，那时他正抚摸着我的手，我泪珠涟涟地承认我酒喝得太多了才出此差错，不一定是因为心脏有病。总之我是带着几乎使我狼狈的花腔颤音向这所医院道了歉，又补充说，我和亨伯特家族的其他人关系不特别好。对我自己，我小声说毕竟还有枪在，毕竟还是个自由人——可以自由地去追踪那逃亡者，自由地去毁灭我的兄弟。

　　23
　　凯斯比姆和决定命运的埃尔芬斯通之间，是一条绵延一千英里，丝绸般平滑的公路。我敢肯定，凯斯比姆是那个红色魔鬼计划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大约美国独立纪念日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到了埃尔芬斯通。这一段路程耗去了六月的一大半时间，因为我们每日行程都超不过一百五十英里，其余时间，都花在停留地了，有一次，竞停了五天。当然，这些地方都是事先做了安排的。就是这条路，沿着它就应该能找到那红色魔鬼的踪迹；我全身心都倾注于它，几天里，一直在埃尔芬斯通附近的放射型公路上来回奔波。想想我吧，读者，想想我的羞涩腼腆，我对任何夸耀的深恶痛绝，我生来就有的恰如其份的感觉，想象一下：我用颤巍巍讨好的微笑掩饰我悲伤的狂乱，一边还胡乱地想出一句托词，试图蒙混过旅馆的登记处，就说：“噢，我肯定曾在这儿住过——让我看看六月中旬的登记——不，看来是我弄错了——考塔盖恩，这家乡名多稀奇古怪，非常感谢。”或说，“我有个主顾住在这儿——我把他的地址，不知放到哪儿了——能否让我……？”如果碰上管理员是个面色阴郁的男士，我请求私自查一下登记簿，每次都遭到拒绝。

　　我这儿有个备忘录：七月五日到十一月十八日之